一、广西八成花卉靠外调（论文文献综述）
吴云峰[1]（2020）在《宋元明印谱史研究》文中指出印谱史的发展与印章艺术史、印章观念史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在研究中注意到,印谱作为印章图像的载体,其发生发展的历程正反映了印章功能、印章观念的转变。因此,印谱的发展始终反映了印章由实用向艺术迈进的历史逻辑。从这一历史逻辑出发,本文勾画出宋元明印谱发展的四个阶段及其背后成因。我们将宋以前所产生的初始形态的印谱归之为印谱的萌生阶段。两宋金石学发展促进了集古印谱的形成,这是印谱的成型阶段。由于元代文人用印实现了艺术升华,以致集辑古印谱之理念亦开始向艺术化转向,直至明代前中期,印谱史的发展处于艺术转向酝酿阶段。晚明篆刻艺术的勃兴,促使晚明印谱的主要功能完全艺术化,由此进入成熟阶段。在印谱史艺术化过程中,印谱性质转化有两大节点:一是元初印谱的艺术转向,揭示了印谱史如何从实用印章的载体,转向成为篆刻艺术的载体;二是晚明印谱的多样化与全面艺术化,揭示了印谱发展史与篆刻艺术发展史的密切关系。在宏观把握印谱史发展线脉的同时,本文于微观层面着重解决了一些印谱史上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如对印谱萌芽阶段的玺谱文献勾沉及书画着录中汇集鉴藏用印的印谱属性认同。对赵孟頫《印史序》的艺术化倾向再解读,对吾衍、吴叡、陆友仁、杨遵、朱珪等印谱留存信息的再讨论,并首次将柯九思《集古印谱》、郑晔《汉印式》、柴季通《印史石刻小册》等纳入印谱史的研究范畴。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晚明印谱多样化作出分析等。通过本课题研究,冀望能为篆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所助益。
史丹[2]（2018）在《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经济在获得迅速增长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生态破坏等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高碳产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只是烟尘、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碳排放量的增加造成的全球变暖已经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因此,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产业低碳化发展模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研究和应用。山西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炭开发为主的资源性产业结构,存在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等问题。而资源型产业是山西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其发展的好与坏对山西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山西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坚持黑色煤炭绿色发展、高碳资源低碳发展的理念,制定实施了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2016-2020）规划纲要。在中央精神和山西省省情背景下,对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为资源型产业低碳发展提供战略依据。本文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山西省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现状;采用IPCC推荐的计算公式对各地市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并对山西碳排放现状进行分析;继而基于Kaya理论,运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论表明经济增长是影响山西省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产业结构效应随着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以环境库兹涅茨模型为基础,对山西省11个地级市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长治、朔州、晋中、运城、吕梁为“N”型曲线,太原、大同、临汾、忻州为倒“N”型曲线,晋城、阳泉为倒“U”型曲线;在产业发展的中后期,工业产值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微弱,虽然这种影响不是主导的,但是会让其从抑制碳排放转向促进碳排放。因此,如果可以很好的处理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有可能实现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状态。为了进一步说明山西省碳排放与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关系,构建了基于Tapio脱钩指标的扩展模型,研究1995-2017年山西省碳排放与资源型产业发展的脱钩弹性,结果表明1995-1999年碳排放与工业产值呈现强脱钩状态,情况比较乐观,而在2000-2013年呈现弱脱钩状态,与当时金融危机和山西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2015-2016年又呈现弱脱钩状态,与近两年山西经济复苏和节能减排政策有关。影响碳排放与产业发展脱钩弹性的最重要因素分别是经济增长脱钩弹性和能源强度脱钩弹性。通过山西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得出资源型产业低碳化发展存在如下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煤炭资源依赖严重;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低碳技术水平不高;环境破坏严重,低碳化发展任重道远;科技创新基础难以支撑资源型产业低碳发展;针对目前山西省资源型产业低碳发展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可行性对策建议:加快产业转型优化,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调整能源结构,因地制宜开发新能源;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科研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强化资源型产业发展与低碳经济的氛围营造;
陈栋[3]（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提出“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孙建[4]（2016）在《中国艾文化遗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久以来,艾草和艾灸广泛被用来治病救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艾文化。艾文化是由中医药学、民俗学、饮食学、社会学、农学等多学科领域交叉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根植于艾文化基础上的艾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艾草、艾灸相关的民俗、医药、饮食、养生保健等各种文化遗产的总称,这其中包括诸如思想、人物、书籍、技术、器具等方面,对我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对艾草以及艾文化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证是解读中国古代医学史乃至社会史中诸多历史现象的重要参考。艾文化的历史特征是以艾草作为基点进行解析。本文着重梳理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艾草的记载,对其名实进行考证,梳理出艾草有冰台、艾蒿、蕲艾、黄草、医草、灸草等二十几种别名,并且结合古代文献中文字与图例来探究其历史原貌,通过古今对比对艾草成分和功效在各个时期的作用进行分析,从而具象化艾草以及艾草延伸的作用与艾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以便能更全面认识艾的历史作用与艾文化历史内涵。艾灸是艾文化遗产的核心,是艾和火的有效结合,历史非常悠久,是最能代表中国艾文化的文化载体。根据对古籍文献的梳理,艾灸文化的历史传承可分为起源与发展、鼎盛、稳定与衰落和再次兴起四个阶段。早在三国时期曹翕就撰写了我国史上首部灸法专着《曹氏灸方》,到了两晋至唐是灸法的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了一些灸法大家及代表性着作。唐宋时期灸法最为盛行,达到了艾灸发展的鼎盛,此时期灸法大家的出现、涌现大量灸疗专着、灸法的专门化和普及化是灸法达到历史高潮主要标志。明清灸法继续发展,但相对唐宋有所缓和。清末至民国时期,艾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对于近现代艾灸的研究,文章以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在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澄江针灸学派为个案,通过研究澄江学派近百年来针灸学保护与传承中走过的艰辛和曲折,以传承人、代表作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突破口,力争找到对该学派针灸事业得以活态传承至今的原因,通过全方位的剖析艾灸文化的历史脉络,力图勾勒出艾灸文化的历史特征。同时,通过对艾灸有病治病、未病寻病、无病养生“三位一体”和驱寒邪、补元阳、通经络、调正气“四效合一”特点的古典文献进行梳理,探讨艾灸被中国古代人们所推崇,至今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对各时期的艾灸重要传承人、传承人代表作、灸疗的重要思想、对外交流及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探究艾灸事业对于中华医学复兴、针灸学术发展以及现代针灸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具有深刻的历史参考价值与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除了治病救疾之外,由于艾草无毒、温中、逐冷、除湿等药用特性而被古代人们用于日常饮食当中或进行食疗。通过对于古代文献的梳理,考证了艾草茶、艾草汁、艾草酒的发展与传承,指出艾草茶不仅具有平喘、镇咳、祛痰、止血、凝血、镇静、抗过敏等治疗效果,同时,还有预防感冒、抗肿瘤、护肝利胆、保护心血管的辅助治疗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艾食用在中国历史上分类以及传承情况,指出了艾草是作为中国古代人们常用食料。另外,通过对中日韩三国艾草茶、艾草汁、艾草酒的使用现状,论证了中日韩三国艾饮食文化的异同点。以艾草为中心的民俗文化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且与艾草紧密联系的端午节中。通过对端午挂艾历史的考证、古今挂艾的调查、挂艾的功效（辟邪、厌胜、治病）和洗艾浴的作用四方面来肯定艾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促进了以艾草为主题的具有宝贵民俗文化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并且能进一步探讨以“艾”姓起源为着重考证基础点的姓名文化核心内容。从社会学、历史学、植物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又的运用分析,来探索艾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找寻艾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衍变历程中的作用,从而更为有效的解读中华文化的精髓内涵。尤其是,对于“鲜艾入膳”的药食同源理论分析、艾草洗浴的民俗考证、“艾”字的书写方式不同辨析,都是对艾文化的有效补充。所以,对于艾草的“俗、食、药、灸”四位一体特性的考证研究,是真实反映整个艾文化的重要核心,亦能更为全面和真实描绘出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艾草使用的历史社会图景,为当今有效利用这一宝贵资源提供历史借鉴。艾民俗文化是具有文化资源的区域特点分布的差异性,不同地区的艾民俗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源禀赋,都具有自身的地方性民俗特色。另外,从艾文化资源的内部构成要素来看,不同属性的艾文化资源存在着非兼容性,乃至矛盾与冲突。这些艾文化资源,或者说是艾民俗文化在地域上的分布不均衡与文化资源属性的内部矛盾,会造成文化资源开发和实现资本化转向的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实现文化资源间的融合,使艾民俗文化整体资源的优势得以发挥,要将艾民俗文化进行合理的配置、组合、交融、整合,遵循最优化的原则,既要突出文化资源的整体性,又要兼顾区域文化资源个性化的塑造与培育,将不同的文化内容、文化形式的最优良方面组合为一体,使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最优化。从实际出发,寻找探索最适合本地特点的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因地制宜地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不盲目跟风,做到具有自身独立特性的艾民俗文化,但是又符合整体艾民俗文化的体系要求。针对现今艾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够的现状,通过比较中日韩三国对艾草的利用和艾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异同,提出了四点对艾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其一,政策的持续性保护;其二,中医文化与流派的保护;其三,艾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其四,艾草及艾草专利的保护。在以上四点建议的基础上,构建起艾文化保护体系,提出对艾文化遗产开发应从种植加工的产业化、艾文化遗产开发的多元化和传承的国际化着手,要有意识地树立一些优秀的榜样,鼓励更多的企事业从事艾相关产品的研究,打造艾文化的知名品牌,积极将艾文化与国际接轨,搭建优质化的国际宣传平台,从而带动艾草产品和产业的发展。
赵丽倩,雷霄[5]（2014）在《广西来宾市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文中认为通过分析广西来宾市的森林资源及林业产业现状,找出来宾市速丰林与木材加工制造业、种苗花卉产业、经济林产业及生态旅游产业等林业产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产业结构、产品经营、品种开发、旅游宣传、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郭玉[6]（2015）在《程敏政诗文创作与《明文衡》编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程敏政举进士，入翰林，陪侍帝侧，辅弼储君，名位不求而自至。但是，他一生中有两次被迫致仕，皆在其官运飞腾之时。第一次在弘治元年十月，弘治五年十月复官；第二次在弘治十二年六月，致仕后三日而卒。作为一名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帝王近臣，程敏政处理问题时，颇有失当之处。在排除异己的关键时刻，这些失当之处自然就会成为他的“罪状”。程敏政有三次休宁家居，或因父母离世，或因受人弹劾，这是人生中的不幸，然而却是学术上的幸运。程敏政家居闲暇，无案牍累形，故能专心学术。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而且整理了许多文献着作，奠定了其学术大家的地位。所以，这三次家居是程敏政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程敏政深居馆阁之中，诗作不免浸染“三杨”旧习。一旦离开京师，南奔老家，多能突破窠臼，或沉重悲愤，或忧嗟余生，颇能折射台阁重臣的心灵一角。尤其是衔冤致仕、亲人辞世之时，文多怨气，语含悲音。当他耳闻目睹生民遭受的苦难，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憾，创作了一系列哀矜民瘼之作，颇有批判力度。但风弱木强，不能撼动“台阁体”的根基。程敏政的散文创作，自有高格，非唯雍容之体。佳作篇什，足以追步前贤，亦无愧于后。他的政论散文大多数围绕国家大事展开，系统阐释其宏伟的政治蓝图，体现了“礼治天下”的思想。史论散文往往从具体历史事件入手，纵议历史人物，观点求新求异，偶或因循守旧。程敏政的记文、序文多数是应请之作，文章的社交性往往大于文学性。作为皇帝的近臣，程敏政善于点缀皇朝的升平气象，批判锋芒晦而不明，却有一定的移风易俗的功能。山水游记无论描写景物，还是抒发感情，可堪佳作，列入唐宋大家诸作之中，毫不逊色。名世之作《明文衡》为程敏政独自编选，欲成一代之文，作者生前两次结集而未付梓。从第一次结集算起，经历了成化稿本、弘治稿本、程曾抄本的嬗变，最终形成正德五年初刻本。嘉靖两个重刻本基本保留初刻本的原貌，乾隆两个删改本均作了程度不同的删改。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删改力度最大，删文数量是摛藻堂全书荟要本删文数量的二倍。无论是以“平胡征虏”为题材的文章，还是偶涉违禁思论的文章，不分程度轻重，只要涉及敏感话题，悉以抽删。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四库馆臣不惜更改题名、词语，甚至增入新的文章。这体现了清庭对前代遗文的警惕心理，同时亦表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既保存了文献，又毁灭了文献。因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文衡》中的《提要》颇有商榷之处，如卷数、文体种类、录文时间上下限及相关选文的评价等。程敏政的文学创作观散见于序、跋、题记等中，既重视传统文论，又能有所突破。但是，他的创作观与《明文衡》的编纂宗旨颇有异同。《明文衡》意在批驳“去道入文”的文弊，唱导“文道合一”文风。《明文衡》长于选文，短于选诗，“文”具有很大的宽泛性。《明文衡》四十种文体“以类相次”，对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种对不同“文”采取的包容态度及严密的编纂思想决定《明文衡》在广义“文选学”上占有一席之位。《明文衡》所选的琴操都是文学性极强的作品。琴操须协琴而歌，且与修身等活动关系紧密，即使处于穷途末路，犹能自守高尚的情操。作为古曲，琴操有一定的写作模式，且每首琴操皆有本事。本事一般与古圣先贤有关，因此琴操指意深远。杂着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体。吴讷谓它以“议论说理”为主，徐师曾说它“随事命名”。程敏政对杂着的理解正好衔接了二人的观点，然而他的理解并不一致。胡翰《杂着十四条》、胡俨《杂着十一条》显示了杂着之“杂”，在某种程度，这体现了《明文衡》选文的宽泛性。
窦祥铭[7]（2013）在《现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实证研究 ——以皖西北太和县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指明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走过30多年的峥嵘岁月、城市的国企改革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农村的经济社会走向便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议题。中国的农业往哪里去?中国的农村向何处走?中国的农民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变成什么样子?这些纷繁复杂的“三农”问题都与一个最为本质和最为核心的问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息息相关。因此,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合理界定和安排农村土地产权,构建一套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就成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必然。实证研究是治经济史的基本方法。本文以皖西北太和县为研究对象,对该县1947年以来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了多面向、多层次的研究,除绪论与结束语之外,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就1947—1956年太和县农民所有制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作一简单回顾,指出土地私有化本身与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在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是可以兼容并存的。第二章主要就1956年以来太和县集体所有制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更及其绩效作一简要梳理,指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选择最根本的还应是激励机制的选择,完全以意识形态为目标的农村改革往往并不能达到其预期之目标。第三章主要从农民对土地所有权认识、土地调整、土地征收、农民负担、土地流转、乡村治理这六个方面入手去发掘和分析太和县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缺陷,指出太和县农村发展所依托的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产权——集体产权,这也是太和县乃至全国“三农”等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本章也辩证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太和县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一直在沿着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方向演变,国家在土地政策指向上更多地指向了农民,呈现出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之特征。第四章在前三章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汲取国外典型国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的有益经验和学界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思想精华,提出近期太和县及全国可以考虑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现状,通过强化农民土地产权而“淡化”农民集体所有权,进而使农村土地成为农民个人的真正财产。最后文章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已成为主流的当今中国,尽管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似乎已经大大下降,但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土地是中国最大政治”的社会命题。因此,对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在于促进中国政治的良性革新与健康发展,以实现国家的富强繁荣、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王荣花[8]（2011）在《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文中研究表明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战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从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变迁,这种变迁的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根据地成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刷新社会的“实验基地”,通过战争期间不断积累的社会变革而实现了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太行革命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创建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发轫地和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嗣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太行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之中。劳动群众沿袭着旧有的生产方式,民众生活因循守旧,老百姓世代承传着小农社会中固有的乡土文化。随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这块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地社会的两大主题。太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对根据地区域内的乡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充实文化建设队伍的也是农民,正因为如此,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便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战争爆发后,随着官方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作为战争宣传动员的阵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为主导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太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农村的、战争动员的、统一战线的,是同敌人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搏斗的,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战时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行根据地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育了农民爱国主义情感,张扬了民族精神,活跃了民主空气,有力地破除了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军民团结,推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成经验。太行革命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宣传、普及和建设运动,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冲击了农村中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旧的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了,买卖婚姻开始被废除了,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旧的风俗、习惯、道德,凡是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都被不断地清算和扫除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摆脱了旧习俗、旧文化的束缚的同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并自觉地将其行为纳入到新政权为他们规划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文化模式中,而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民众力量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通过社会文化革命,中共权威逐渐向民间渗透和并最终达到了对民间的控制。无疑,战争改变了社会,战争孕育着新生。与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文化入手,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打破,从而进行了一次乡村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政权变革,而是涉及到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从文化变革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张力来完成的,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中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凸现文化变迁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是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透视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为人们了解与研究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形和普遍意义,提供具体生动的现实标本。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太行山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土地占有状况、乡村权力结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诸方面,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戏剧娱乐、家庭婚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政策相结合,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区域社会文化演变的形式、特点与规律等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中共革命中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予以“实相”的描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视野研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被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着的落后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新的文化纳入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且以超然的政治力量来唤醒和组织民众完成乡村社会改造的。
钟锦[9]（2008）在《基于演化博弈的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研究》文中指出水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水环境管理通常包括水质管理和水资源量管理。水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与外界持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它具有复杂性系统的属性。对于复杂性水环境演化系统,在其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机制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水环境管理研究显得十分有限,因此需要用科学的管理理论方法对流域进行研究。本文以淮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从演化博弈的角度展开对水环境管理的研究。演化博弈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是数理统计学前沿的数理工具,其在水污染控制规划领域的应用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在对不同水环境管理理论、方法的比较分析基础上,将演化博弈论引入水环境管理中,为水环境管理规划的研究提供科学、系统的理论方法。水环境管理过程是在不确定性有限理性空间内进行的,从演化的角度来考虑水环境污染控制系统中参与群体间相互作用的行为动态调整过程,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参与群体策略自发形成的过程,构成一个水污染控制系统的宏观模型,以期为淮河流域水环境控制规划提供贴切实际的理论依据。本文较全面地分析评述了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现状,通过对淮河流域中水环境现状的分析,显示了开展本课题研究的紧迫性、重要性,为本文展开研究奠定历史事实基础。对演化思想理论渊源、哲学基础、研究传统与现代发展进行介绍,阐述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应用,分析了演化博弈论特征及其应用空间的拓展,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平台。全文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将演化博弈论引入水环境系统研究中,分析讨论了淮河流域和谐水环境系统演化机理。对复杂性淮河流域的水环境系统建立了水环境控制规划的动态博弈模型,并运用演化博弈论建立了淮河流域经济群体之间的竞争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竞争合作演化的动态过程。由于淮河经济群体间竞争合作模式的自发演化依赖于合作和不合作的相对收益,这个收益又与政府监管制度有关。接着又运用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监管法规演化与经济群体间尝试合作的企业间的动态博弈过程。分析了制度安排和淮河流域经济群体合作的进化制度的形成。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淮河水资源管理中群决策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与多层次决策规划方案提出了群决策演化博弈模型。并提出了建模、求解方法;建立了流域水污染扩散演化问题的控制模型,并设计了基于蛋白质分泌调节机制的生物情智学习行为的演化博弈算法进行求解分析,并建立多目标问题协同进化博弈分析的技术路线和计算步骤,对水资源配置优化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行实例计算验证;分析构建了水资源配置中的水权和水市场交易模型,建立了贝叶斯博弈结合线性规划法利益分配模型;并对位于淮河流域蚌埠市水资源优化分配规划模型进行实例研究,提出蚌埠市水资源优化配置多目标规划优化的具体方案。上述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水环境管理理论的内容,也拓宽了传统水环境管理模型的应用空间,为决策者进行实际的水环境管理规划决策提供了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熊嫕[10]（2007）在《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论证中国设计制度的过程，也是解读中国设计的过程。“制度”对于“设计”，有强力推行的意味，放置于这样一个“绝对设计”的环境，可以更直接地面对设计的话语。这一行为来自设计研究带来的一大困惑：在“民间艺术”、“工艺美术”、“现代手工艺”、“现代设计”、“人工科学”、“设计科学”的阵营之外，设计是否存在更独立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有种成见认为设计理论源自美术理论和建筑理论。从文献中获得的各种图、样、式、图谱、图式、法式、则例却在提示我们，中国设计理论的研究传统是深刻的。设计制度研究实际是一次还原“体质”与“体制”的尝试：将物与非物的碎片归置于曾经完整的设计思辨结构及其传统。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设计是对物体系的总体思辨和价值整合；中国设计制度是在中国人造物活动前后形成的思辨传统和价值整合的基本模式。为此，本文以宋代纸式、清代窑作及调研所见为例，尝试建立了“式”、“器”、“体”；“法式”、“恭造之式”、“器以藏礼”；“天下”、“公共”等学术命题的若干链接，在一个互限的网络中展开设计制度的研究。此外，本文也表达着对中国设计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愿望：中国设计学的学术史及其研究体系，应该得到更慎重地理解和分析。其方法并不复杂——关注当下，再深入至传统的每一个当下。
二、广西八成花卉靠外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八成花卉靠外调（论文提纲范文）
（1）宋元明印谱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动机 |
| 二 中日有关印谱及印谱史研究现状 |
| 三 本课题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
| 第一章 宋以前印谱的初始——两条不同的印谱形成发展线脉 |
| 第一节 帝王玺谱 |
| 第二节 官印谱:以《明印式》为例推导历代“官印谱”之存在 |
| 第三节 唐代书画鉴藏着录中的文人用印汇集 |
| 第四节 宋以前初始阶段印谱的特征 |
| 第二章 宋代集古印谱的成型——从金石古器物图谱到印章图谱 |
| 第一节 杨克一《图书谱》:一部创作印与集古印相混编的印谱 |
| 一 杨克一姓名、家世并《图书谱》成书时间考 |
| 二 从张耒《图书序》看杨克一《图书谱》 |
| 第二节 从《宣和印谱》到《宝章集古》二编:宋代官修原钤印谱考略 |
| 一 《宣和印谱》辨惑 |
| 二 《宝章集古》考略 |
| 第三节 王俅《啸堂集古录》:编入金石图录中的版刻印谱 |
| 一 《啸堂集古录》所收印章分类情况 |
| 二 《啸堂集古录》的摹印方式与存印版式 |
| 第四节 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 |
| 一 王厚之所辑印谱着录考 |
| 二 现存明刻《汉晋印章图谱》包含了宋元明三代人的印谱 |
| 三 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首倡“古印式”研究体例 |
| 四 王厚之汉晋印章“敦古观”的提出 |
| 第五节 宋代印谱发展之学术依据和成果 |
| 第三章 元代集古印谱的艺术转向——赵孟頫、吾丘衍印宗汉魏观下的印谱编辑 |
| 第一节 赵孟頫《印史》与其汉印审美观的确立 |
| 一 赵孟頫《印史序》中的印章宗汉审美观 |
| 二 赵孟頫《印史》的流传与接受 |
| 第二节 崇汉观的落实:吾衍《古印式》与其《学古编》 |
| 一 吾衍《古印式》探析 |
| 二 吾衍《学古编》中印章崇汉审美观的体现 |
| 第三节 赵、吾影响下的元代中后期印谱 |
| 一 陆友仁《集古印谱》与柯九思《集古印谱》 |
| 二 吴睿《吴孟思印谱》 |
| 三 杨遵《杨氏集古印谱》 |
| 四 朱珪《印文集考》 |
| 第四节 元代印谱特征与编谱理念 |
| 第四章 元人印谱编辑理念的延续——明代前中期印谱钩沉 |
| 第一节 明前期官修印谱:《宝玺图式》与吕震《历代玺印谱》 |
| 一 内府编制《宝玺图式》 |
| 二 吕震奉敕编《历代玺印谱》 |
| 第二节 明代前中期的私家印谱 |
| 一 郑晔《汉印式》 |
| 二 沈润卿《印章图谱》 |
| 三 郎瑛《古图书》 |
| 四 柴季通《印史石刻小册》 |
| 第三节 明代前中期印谱发展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
| 第五章 晚明印谱的成熟——印谱编辑的多样化及其全面艺术化 |
| 第一节 从统计分析看晚明印谱发展盛况及其多样化 |
| 一 晚明印谱发展盛况空前 |
| 二 晚明印谱的多样化发展分析 |
| 第二节 艺术视野下的晚明集古印谱 |
| 一 《顾氏集古印谱》:原钤印谱的大制作 |
| 二 《印薮》:艺术市场召唤出的集古印谱 |
| 三 围绕《印薮》功过之大讨论 |
| 四 晚明集古印谱举隅 |
| 五 晚明集古印谱的时代特征与艺术功能 |
| 第三节 借古以出新的晚明摹古印谱 |
| 一 张学礼《考古正文印薮》 |
| 二 陈钜昌《古印选》 |
| 三 晚明摹古印谱的基本属性与艺术价值 |
| 第四节 弘扬篆刻艺术思想的晚明混编印谱 |
| 一 甘旸《集古印正》及《印正附说》 |
| 二 朱简《印品》与《印章要论》 |
| 三 徐上达《印法参同》 |
| 四 晚明混编印谱的印论承载及其艺术教育作用 |
| 第五节 彰显印人艺术个性的晚明创作印谱 |
| 一 晚明创作印谱的类型及其举隅 |
| 二 晚明创作印谱作为艺术成就显现与流派实证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资源型产业 |
| 2.1.2 产业低碳化 |
| 2.1.3 碳税政策和碳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发展理论 |
| 2.2.2 低碳经济理论 |
| 2.2.3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发展现状及碳排放现状分析 |
| 3.1 山西省概况 |
| 3.2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发展现状 |
| 3.2.1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简要历程 |
| 3.2.2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分行业现状分析 |
| 3.3 山西省碳排放现状分析 |
| 3.3.1 数据来源及测算方法 |
| 3.3.2 山西省碳排放总体分析 |
| 3.3.3 山西省各市碳排放现状分析 |
| 3.3.4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分行业碳排放现状分析 |
| 第四章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LMDI分解 |
| 4.2 数据来源与结果分析 |
| 4.2.1 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 |
| 4.2.2 能源消费强度效应 |
| 4.2.3 经济发展效应 |
| 4.2.4 人口因素效应 |
| 4.2.5 产业结构效应 |
| 第五章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定量研究 |
| 5.1 山西省各市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EKC检验 |
| 5.1.1 EKC模型的设定 |
| 5.1.2 回归结果分析 |
| 5.2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分析 |
| 5.2.1 脱钩模型设定 |
| 5.2.2 脱钩分析 |
| 第六章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低碳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
| 6.1 产业结构单一,煤炭资源依赖严重 |
| 6.2 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低碳技术水平不高 |
| 6.3 环境破坏严重,低碳化发展任重道远 |
| 6.4 科技创新基础难以支撑资源型产业低碳发展 |
| 第七章 山西省资源型产业低碳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加快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 |
| 7.1.1 引导煤炭行业产业链多元发展 |
| 7.1.2 推动铝工业转型升级,开展“煤-电-铝-材”一体化 |
| 7.1.3 发展精品农业,打造区域品牌 |
| 7.1.4 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 |
| 7.2 调整能源结构,因地制宜开发新能源 |
| 7.3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推进绿色发展 |
| 7.4 加强科研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
| 7.4.1 煤炭清洁高效技术创新 |
| 7.4.2 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 |
| 7.5 强化资源型产业发展与低碳氛围的营造 |
| 7.5.1 政策方面 |
| 7.5.2 法律方面 |
| 7.5.3 行政方面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3）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五、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俐侎人的族群身份与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俐侏人概况 |
| 一、族群名称及其历史渊源 |
| 二、族群地域分布情况 |
| 三、族群人口发展及流动情况 |
| 第二节 俐侎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生活 |
| 一、俐侎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 |
| 二、历史遭遇的地域投射:俐侎人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三、俐侎人的总体教育状况 |
| 第三节 现今俐侎人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
| 一、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 |
| 二、政策待遇的忽视问题 |
| 三、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 |
| 第二章 俐侎人的族群风俗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俐侎人的民间信仰 |
| 一、万物有灵:祭社林、田地、山神、畜神、龙洞等 |
| 二、多神崇拜:祭家庙、土庙、石佛 |
| 三、俐侎人的禁忌和习惯法 |
| 第二节 家堂祭祀与族内融通:俐侎人的节庆礼仪 |
| 一、“桑沼哩”:俐侎人的情人节 |
| 二、火把节:俐侎人的“团圆节” |
| 三、春节和其他节日:对祖先的敬畏与祈求 |
| 第三节 早婚内婚与葬祭以礼:俐侎人的婚丧嫁娶 |
| 一、婚姻 |
| 二、丧葬 |
| 三、生育 |
| 第四节 靠山吃山与自给自足:俐侎人的衣食住行 |
| 一、一袭黑衣掩映下的风华:俐侎人的服饰文化 |
| 二、靠山吃山的简约自然:俐侎人的饮食文化 |
| 三、依山而居的大通房:俐侎人的建筑文化 |
| 四、“交通基本靠走”:俐侎人的出行方式 |
| 第五节 心口相传与自我强化:俐侎人的语言文化 |
| 一、俐侎人的民族语言 |
| 二、俐侎人的民歌小调 |
| 三、俐侎人的民间故事 |
| 第三章 俐侎学生学校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复刻:国家教育的区域化写照 |
| 一、学校日常教育结构 |
| 二、教育管理活动结构 |
| 第二节 守望:学校教育的地方性意义 |
| 一、教育维稳 |
| 二、教育支边 |
| 第三节 洞察:地方教育的本土化努力 |
| 一、教育场域中的本土课程 |
| 二、学校场域中的地方知识 |
| 第四章 俐侎学生社会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嵌入与共变:社会场中的教育场域 |
| 一、俐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 |
| 二、俐侎地区的社会力量的教育作为 |
| 第二节 早婚与懒散:俐侏族群文化的教育影响 |
| 一、早恋早婚:小登科压倒大登科 |
| 二、懒散宽松:族群生活习性的教育制约 |
| 第三节 害羞与实用:俐侎族群心理的教育影响 |
| 一、害羞腼腆:封闭环境下的闭塞心理 |
| 二、实用实际:打工潮的影响和追逐眼前利益 |
| 第五章 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社会学分析 |
| 第一节 护佑与闭环:俐侏族群文化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社会护佑: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学生的“放任自流” |
| 二、社会闭环: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族群再生产的维持 |
| 第二节 维稳与接轨:教育体制对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维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结构化功能 |
| 二、接轨:国家教育结构的同化与涵化作用 |
| 第三节 抵制与反哺:俐侎学生在结构化环境中的微权力 |
| 一、文化抵制:对族群传统社会结构的反抗与超越 |
| 二、文化反哺:由俐侎学生推动的区域社会变迁 |
| 第六章 反思与奠基:从田野经验到迈向区域教育社会学 |
| 第一节 走进田野:田野调查的初见与追索 |
| 一、初入田野:满腔热诚和不知所措交织的旅程 |
| 二、再访田野:灵活变通与随时跟进并存的探险 |
| 第二节 形成文本:田野资料的处理与运用 |
| 一、处理访谈资料:录音的整理、筛选和取用 |
| 二、处理纸质文献:材料的归类、编码和提取 |
| 第三节 未来之路:迈向一种“区域教育社会学” |
| 一、“区域教育社会学”何以可能 |
| 二、区域教育社会学的田野经验 |
| 三、区域教育社会学的实践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中国艾文化遗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艾草名实及其种植加工 |
| 第一节 艾草名实 |
| 一、艾草的植物形态 |
| 二、艾草的本草学记载 |
| 三、艾草的种类 |
| 四、艾草的成分与功效 |
| 第二节 艾草的种植 |
| 一、种植方式与技术 |
| 二、田间管理 |
| 三、采收和储藏 |
| 第三节 艾草的加工 |
| 一、艾叶的炮制 |
| 二、艾绒的加工 |
| 三、艾炷的制作 |
| 第二章 艾灸文化 |
| 第一节 艾灸的基础 |
| 一、艾绒取火 |
| 二、艾灸材料 |
| 三、艾灸器具 |
| 第二节 艾灸的历史传承 |
| 一、艾灸的起源与发展 |
| 二、艾灸的鼎盛时期 |
| 三、艾灸的稳定与衰落 |
| 四、艾灸的再次兴起 |
| 第三节 艾灸的功效 |
| 一、艾灸分类 |
| 二、艾灸防病 |
| 三、艾灸治病 |
| 四、艾灸诊治疾病谱 |
| 第三章 艾饮食文化 |
| 第一节 艾草茶发展与传承 |
| 一、艾草茶历史 |
| 二、艾草茶的加工及种类 |
| 三、艾草茶功效 |
| 第二节 艾草汁与艾草酒 |
| 一、艾草汁 |
| 二、艾草酒 |
| 第三节 艾食用文化 |
| 一、艾食用历史 |
| 二、艾食用分类 |
| 第四节 中日韩艾饮食文化的比较 |
| 一、中日韩艾草茶的交流 |
| 二、中日韩艾食用文化的差异 |
| 第四章 艾民俗文化 |
| 第一节 端午挂艾 |
| 一、端午挂艾历史 |
| 二、端午挂艾调查 |
| 三、端午挂艾功效 |
| 第二节 艾草浴 |
| 一、艾草浴历史 |
| 二、艾草浴分类 |
| 三、艾草浴功效 |
| 第三节 中日韩艾民俗文化的比较 |
| 一、挂艾草 |
| 二、戴艾虎 |
| 三、洗艾浴 |
| 第四节 艾其它民俗 |
| 一、“艾”字与姓和名 |
| 二、艾草护种 |
| 三、艾草与文学作品 |
| 四、艾草与礼俗和科技 |
| 第五章 艾文化遗产传承困境与保护 |
| 第一节 艾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 |
| 一、艾灸发展的困惑 |
| 二、艾文化遗产的遗失和变味 |
| 三、艾草研究不够深入 |
| 第二节 艾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 |
| 一、艾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
| 二、艾相关专利的保护 |
| 三、中医文化的保护 |
| 第三节 艾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
| 一、促进遗产主体的多元化 |
| 二、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 |
| 三、推动艾产品的开发 |
| 四、拓宽艾草的利用领域 |
| 五、构建艾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及参加学术会议 |
（6）程敏政诗文创作与《明文衡》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程敏政诗文创作研究 |
| 第一章 程敏政生平考辨 |
| 第一节 两次致仕始末 |
| 一、致仕前的荣耀 |
| 二、弘治元年第一次致仕 |
| 三、弘治十二年第二次致仕 |
| 第二节 陈敏政三次休宁家居与文献整理 |
| 一、丁父忧时所整理的文献 |
| 二、致仕家居时所整理的文献 |
| 三、丁母忧时所整理的文献 |
| 第三节 程敏政着述考 |
| 一、经类七部 |
| 二、史类六部 |
| 三、子类四部 |
| 四、集类十七部 |
| 第二章 程敏政诗歌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贡职京城与台阁诗 |
| 一、馆阁咏史 |
| 二、弘治改元颂圣 |
| 三、昭雪之后颂圣 |
| 第二节 羁旅行役与讽喻诗 |
| 一、程敏政的行旅及路线 |
| 二、省亲途中的行旅诗 |
| 三、批判现实 |
| 第三节 休宁家居与闲居诗 |
| 一、亲人离世与思想变化 |
| 二、探亲闲居诗 |
| 三、致仕闲居诗 |
| 第三章 程敏政散文研究 |
| 第一节 论 |
| 一、政论散文与礼治思想 |
| 二、史论散文的新颖与守旧 |
| 三、“辨”文的写作模式 |
| 第二节 记 |
| 一、山水游记 |
| 二、建筑物记 |
| 三、其它记文 |
| 第三节 序 |
| 一、集序 |
| 二、赠序 |
| 三、庆序 |
| 四、挽序 |
| 下编《明文衡》编纂研究 |
| 第四章 《明文衡》的版本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陈敏政《明文衡》版本源流考 |
| 一、《明文衡》在程敏政生前两次结集而未付梓 |
| 二、正德五年初刻本源自程曾十六册抄本 |
| 三、嘉靖间两个版本均是正德五年的重刻本 |
| 四、乾隆间两个版本是同源删改本 |
| 第二节 删改本《明文衡》之《提要》思辨 |
| 一、“卷数”辨 |
| 二、“文体种类”辨 |
| 三、“录文时间上限、下限”辨 |
| 四、“乖体例”辨 |
| 五、“芜杂”辨 |
| 第三节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文衡》删文情况 |
| 一、以征虏平胡为题材的文章 |
| 二、涉及违禁言论的叙事文 |
| 三、偶涉违禁思想的论说文 |
| 四、偶涉违禁思想的抒情文 |
| 第五章 《明文衡》的编纂思想 |
| 第一节 “明文衡”的含义 |
| 一、“文衡”的意思 |
| 二、明文的指向 |
| 第二节 程敏政的编篆宗旨与创作观的异同 |
| 一、程敏政的创作观 |
| 二、《明文衡》的编纂宗旨 |
| 三、诗歌创作观与编纂宗旨差异 |
| 四、散文创作观与编纂宗旨的异同 |
| 第三节《明文衡》选文的宽泛性 |
| 一、入选作品的来源 |
| 二、选诗的标准 |
| 三、对“文”的包容 |
| 第六章 《明文衡》的文体观 |
| 第一节 四十种文体“以类相次” |
| 一、“以类相次”的历史渊源 |
| 二、《明文衡》文体种类与前代文章总集的异同 |
| 三、《明文衡》的文体排序 |
| 第二节 《明文衡》琴操体研究 |
| 一、琴操之含义 |
| 二、朱右《广琴操》为追慕韩愈之作 |
| 三《明文衡》琴操中的两个特例 |
| 四、琴操本事及写作模式 |
| 第三节 《明文衡》杂着体研究 |
| 一、杂着之含义 |
| 二、程敏政对杂着的理解 |
| 三、胡广《杂着十四条》 |
| 四、胡俨《杂着十一条》 |
| 结论 |
| 附录一：程敏政年谱 |
| 附录二：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7）现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实证研究 ——以皖西北太和县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区域概况及其选择理由 |
| 三、 课题研究状况 |
| 四、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方法 |
| 五、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基本理论 |
| 六、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太和县农民所有制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 |
| 第一节 旧中国太和县的农村土地产权状况 |
| 一、 农村土地占有状况 |
| 二、 农村土地使用状况 |
| 三、 封建地租状况 |
| 第二节 土地改革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私有化 |
| 一、 土地改革运动的过程 |
| 二、 土地改革对农村土地产权的影响 |
| 三、 土地改革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绩效 |
| 第三节 农业生产互助组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一、 互助组的发展过程 |
| 二、 互助组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绩效 |
| 第四节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一、 初级社的建立与发展 |
| 二、 初级社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绩效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太和县集体所有制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及其绩效 |
| 第一节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一、 高级社的形成与发展 |
| 二、 高级社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一、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 “责任田”的出现与夭折 |
| 三、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第三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一、 确立巩固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 发展完善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及其绩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太和县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缺陷 |
| 第一节 集体产权下农民对土地所有权认识的“泛国家意识” |
| 一、 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规定 |
| 二、 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知情况 |
| 三、 农民对土地所有权认识“泛国家意识”的原因分析 |
| 四、 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意愿 |
| 第二节 集体产权下二轮承包中的土地调整 |
| 一、 二轮承包中的土地调整情况 |
| 二、 土地调整的危害 |
| 三、 国家稳定承包经营权下土地调整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集体产权下土地征收中的农民权益受损 |
| 一、 土地征用/征收的简要回顾 |
| 二、 目前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三、 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集体产权下农民“减负”工作的任重道远 |
| 一、 农业税取消之前的农民负担与税费改革 |
| 二、 农业税取消之后的农民隐形负担 |
| 三、 农民负担“屡减不轻”的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集体产权下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流失 |
| 一、 土地流转的规模与绩效 |
| 二、 目前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
| 三、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流失的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集体产权下乡村治理中农民权益保障的缺失 |
| 一、 建国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 |
| 二、 目前乡村治理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
| 三、 乡村治理中农民权益欠缺保障的原因分析 |
| 四、 广东乌坎事件对太和县乡村治理的启示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太和县今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合理走向 |
| 第一节 国外典型国家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及其经验 |
| 一、 美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 日本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三、 以色列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四、 以上三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主要结构缺陷及主要改革方案的比较分析 |
| 一、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主要结构缺陷 |
| 二、 目前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主要改革方案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近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具体政策选择 |
| 一、 近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 |
| 二、 近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的两个基本原则 |
| 三、 近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选择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并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课题及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8）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4.3 创新点 |
| 1.5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5.1 文化与社会文化 |
| 1.5.2 根据地文化 |
| 1.6 太行根据地区划沿革 |
| 第2章 革命前太行山区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 |
| 2.1 乡村社会 |
| 2.1.1 自然经济状态 |
| 2.1.2 土地的占有状况 |
| 2.1.3 乡村权力空间 |
| 2.2 乡村文化生活 |
| 2.2.1 乡村娱乐 |
| 2.2.2 乡村教育 |
| 2.3 乡村妇女生活 |
| 2.4 民风民俗 |
| 2.4.1 民风民情 |
| 2.4.2 节日风俗 |
| 2.4.3 信仰风俗 |
| 2.4.4 陈规陋习 |
| 第3章 中共政策与乡村社会文化变革 |
| 3.1 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 3.1.1 动员农民参加抗战 |
| 3.1.2 动员农民积极参加土改 |
| 3.1.3 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政治 |
| 3.2 农村文化教育 |
| 3.2.1 文化教育方针政策 |
| 3.2.2 农村小学教育 |
| 3.2.3 成人教育 |
| 3.3 农村文化娱乐 |
| 3.3.1 农村文化组织 |
| 3.3.2 农村文化宣传 |
| 3.3.3 农民文化生活 |
| 3.4 农村妇女的解放 |
| 3.4.1 解放妇女政策 |
| 3.4.2 妇女经济解放 |
| 3.4.3 提高妇女政治地位 |
| 3.4.4 保障妇女人权 |
| 3.5 变易风俗 |
| 3.5.1 破除迷信 |
| 3.5.2 革除陈规陋习 |
| 3.5.3 禁毒禁赌 |
| 3.5.4 卫生运动 |
| 3.5.5 新农村新风尚 |
| 第4章 崭新的娱乐形式：革命话语下的民间小戏 |
| 4.1 太行山的秧歌：民间小戏的代表 |
| 4.1.1 关于民间小戏 |
| 4.1.2 秧歌与秧歌戏 |
| 4.1.3 秧歌的乡村演出 |
| 4.1.4 秧歌里的乡村抒写 |
| 4.2 “民间”的重塑：革命话语下民间小戏的改造 |
| 4.2.1 建立农村剧团 |
| 4.2.2 戏剧活动 |
| 4.2.3 旧剧的改造与利用 |
| 4.2.4 左权小花戏：民间小戏改造的典范 |
| 4.3 全新的“民间”：太行山的新秧歌 |
| 4.3.1 崭新的民间形式：秧歌舞剧 |
| 4.3.2 “民间”的缔造：新秧歌剧 |
| 4.3.3 全新“民间”的展示 |
| 4.4 民间与政治的互动：民间小戏与乡村社会 |
| 4.4.1 乡村演出与民众动员 |
| 4.4.2 娱乐与教化 |
| 4.4.3 “民间”的改造与继承 |
| 第5章 婚俗新变：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透视 |
| 5.1 择偶状态 |
| 5.1.1 包办婚姻：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主要的择偶方式 |
| 5.1.2 婚姻自主：择偶方式的新选择 |
| 5.1.3 政治包办：革命话语下妇女的择偶状态 |
| 5.2 婚姻礼俗 |
| 5.2.1 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婚仪 |
| 5.2.2 婚姻程序的简化与新式婚礼 |
| 5.3 离婚自由与寡妇再婚 |
| 5.3.1 离婚风潮 |
| 5.3.2 寡妇再嫁 |
| 5.3.3 军属婚姻 |
| 5.4 革除陋婚 |
| 5.4.1 遏制早婚 |
| 5.4.2 禁止买卖婚姻 |
| 5.4.3 禁止童养媳 |
| 5.4.4 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 |
| 第6章 丧俗变革：太行山农村社会风俗的变迁 |
| 6.1 丧俗的传承与演变：抗战前及抗战初期太行山区的丧葬礼俗 |
| 6.1.1 丧葬礼俗 |
| 6.1.2 丧葬中的信仰风俗 |
| 6.1.3 厚葬是丧葬的主导形式 |
| 6.1.4 祭祀风俗 |
| 6.2 烈士追悼仪式与丧俗的变化 |
| 6.2.1 烈士追悼与政治动员 |
| 6.2.2 烈士追悼与纪念 |
| 6.3 村级追悼 |
| 6.3.1 村级追悼仪式 |
| 6.3.2 村级追悼与民俗使用 |
| 6.4 民间丧俗的变迁 |
| 6.4.1 丧俗的改革与变迁 |
| 6.4.2 土地改革与根据地丧俗的转变 |
| 第7章 放足运动：太行山农村妇女形象的重塑 |
| 7.1 抗战前夕及初期太行山的缠足陋俗 |
| 7.1.1 “三寸金莲”：女性奴化的标志 |
| 7.1.2 “缠缠放放”：女性身体解放的艰难 |
| 7.1.3 小脚”犹在：抗战初期太行山区的缠脚遗风 |
| 7.2 脚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太行根据地的放足运动 |
| 7.2.1 厉行放足：太行根据地政府的放足措施 |
| 7.2.2 “脚”的解放：放足运动的开展 |
| 7.2.3 放足运动的成效与特点 |
| 7.3 妇女放足与女性形象的新塑 |
| 7.3.1 “劳动光荣”：新的劳动观念 |
| 7.3.2 “走入社会”：崭新的女性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基于演化博弈的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一章 绪言 |
| 1.1 论文选题背景 |
| 1.1.1 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形势严峻 |
| 1.1.2 国外水环境管理方法的启示 |
| 1.1.3 国内水环境现状分析 |
| 1.1.4 国内外水环境管理研究现状分析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问题 |
| 1.2.2 论文研究技术路线 |
| 1.2.3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流域水环境管理系统演化机理分析 |
| 2.1 水环境管理中的演化博弈论方法 |
| 2.1.1 演化博弈论的概述 |
| 2.1.2 演化博弈论的理论渊源 |
| 2.1.3 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2.1.4 演化博弈理论的应用领域研究 |
| 2.2 流域水环境系统多Agent协同演化机理分析 |
| 2.2.1 多Agent协同演化的复杂性水环境系统 |
| 2.2.2 多Agent水环境系统协同演化定义描述 |
| 2.2.3 多Agent水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层次解析 |
| 2.2.4 多Agent水环境系统协同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三章 淮河流域复杂性水环境系统管理研究 |
| 3.1 淮河流域水环境系统复杂性特征 |
| 3.1.1 淮河流域自然社会经济地理特征 |
| 3.1.2 淮河流域水污染特征 |
| 3.1.3 淮河流域水环境系统自组织演化特征 |
| 3.2 淮河流域复杂性水环境系统演化分析 |
| 3.2.1 流域水环境管理复杂性基础特征 |
| 3.2.2 水环境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 |
| 3.3 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规划群决策模型 |
| 3.3.1 群决策演化博弈问题描述 |
| 3.3.2 水环境规划群决策演化模型 |
| 第四章 淮河流域水质管理中的水污染扩散问题研究 |
| 4.1 水污染扩散演化问题求解 |
| 4.1.1 水污染扩散问题的表示 |
| 4.1.2 水污染扩散演化过程的动态描述 |
| 4.2 基于蛋白质分泌机制的水污染扩散演化博弈计算 |
| 4.2.1 水污染扩散演化博弈结构 |
| 4.2.2 基于蛋白质分泌机制的自组织行为演化博弈算法设计 |
| 4.2.3 水污染物扩散计算仿真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淮河蚌埠段水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研究 |
| 5.1 水资源优化配置多目标问题协同博弈求解 |
| 5.1.1 多目标问题的描述 |
| 5.1.2 多目标问题求解的演化算法思想 |
| 5.1.3 水资源多目标问题配置模型 |
| 5.1.4 淮河蚌埠段多目标水资源配置实例 |
| 5.2 蚌埠市多目标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 |
| 5.2.1 淮河蚌埠闸上区域主从递阶博弈关系分析 |
| 5.2.2 蚌埠市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 |
| 第六章 流域水市场水权交易问题研究 |
| 6.1 水权和水市场交易模型 |
| 6.1.1 水权市场的博弈问题 |
| 6.1.2 水权交易的风险机制 |
| 6.1.3 水权交易的优化博弈模型 |
| 6.2 水权交易中利益分配协调模型 |
| 6.2.1 水权市场中基于博弈的委托代理模型 |
| 6.2.2 水权交易中供需合作关系最优机制 |
| 6.2.3 水权交易委托代理模型优化求解 |
| 6.2.4 算例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10）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一个消失的假定——选题缘起 |
| 一 设计制度的文本印象 |
| 二 作为结构的"礼" |
| 三 制度研究:清理中国现代设计观念的一次尝试 |
| 第二节 几个基本问题 |
| 一 本文理解的"设计" |
| 二 本文理解的"制度" |
| 三 设计制度之概念群 |
| 四 相关问题及其拓展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一 "中国"、"设计"、"制度"三个层面 |
| 二 具体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材料 |
| 一 材料的甄别与使用 |
| 二 主要材料 |
| 三 阅读的几条线索 |
| 第二章 解题 |
| 第一节 分别礼数,莫过舆服。 |
| 一 舆、服 |
| 二 历代舆服志编修动机简述 |
| 第二节 从家天下到礼天下 |
| 一 "家"、"家礼"与古代建筑实体 |
| 二 以"中"、"正"为原点的空间经营 |
| 三 生之礼,死之礼:两套平行的物体系 |
| 第三节 器以藏礼:古代设计制度的潜行 |
| 一 释"器" |
| 二 释"礼" |
| 三 雅制弘多,式遵遗范。 |
| 第三章 法式看详 |
| 第一节 从"降纸式"谈起 |
| 一 宋札"降纸式" |
| 二 纸币试样 |
| 三 蔡侯纸以来 |
| 四 平民之用:纸衣、纸袄 |
| 五 文人之用:答、谢、惠、送与纸被、纸帐 |
| 六 僧人凭由:度牒 |
| 七 兵将之用:纸炮、纸甲 |
| 八 冥间之用:纸棺、纸袍 |
| 九 "街市"兴起与"踰式" |
| 十 故纸还魂 |
| 第二节 营造法式:一种设计趋势 |
| 一 法式 |
| 二 为了"归一"的编修 |
| 三 理学笼罩下的法式 |
| 第四章 恭造之式 |
| 第一节 清档"成做"与"各作" |
| 一 填埋坑里的碎瓷片 |
| 二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 |
| 第二节 "各作"如何"成做" |
| 一 雍正眼中的好活计 |
| 二 乾隆"旨意底档" |
| 三 唐英"唐窑" |
| 四 内廷恭造与民造 |
| 第五章 将然,已然。 |
| 第一节 从无物、观物走向造物 |
| 一 浑沌的悖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
| 二 畏与敬:两种观物方式的流传 |
| 三 转"守"为"攻"的设计行为 |
| 第二节 非天子不制度 |
| 一 正名百物 |
| 二 允厘百工 |
| 三 物勒工名 |
| 四 一点题外:王后织 |
| 第三节 再读《考工记》 |
| 一 《营造法式》:"今谨按《考工记》等修立下条" |
| 二 《四库全书》:"存之尚稍见古制" |
| 第六章 结论:器以藏礼,政之大节。 |
| 第一节 条件:中国道理的沉淀 |
| 一 认同 |
| 二 仿 |
| 第二节 途径:设计制度的再建 |
| 一 价值整合 |
| 二 设计决策 |
| 余论 述者的意义 |
| 附录 |
| 调研一例 宋体观音:兼谈古体与母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致谢 |
| 附 |
四、广西八成花卉靠外调（论文参考文献）
- [1]宋元明印谱史研究[D]. 吴云峰.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2]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研究[D]. 史丹. 山西财经大学, 2018(01)
- [3]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4]中国艾文化遗产研究[D]. 孙建. 南京农业大学, 2016(01)
- [5]广西来宾市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J]. 赵丽倩,雷霄. 林产工业, 2014(03)
- [6]程敏政诗文创作与《明文衡》编纂研究[D]. 郭玉.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7]现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实证研究 ——以皖西北太和县为考察对象[D]. 窦祥铭. 南京师范大学, 2013(12)
- [8]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 王荣花. 河北大学, 2011(12)
- [9]基于演化博弈的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研究[D]. 钟锦. 合肥工业大学, 2008(05)
- [10]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D]. 熊嫕. 中央美术学院, 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