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子政务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伏佩宣[1]（2021）在《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警务模式下,运用信息技术提升警务效能,开展智慧警务建设已成为警务治理领域发展的普遍共识。起初,公安机关沉浸于新技术所带来的“美好想象”,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行却发现: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陷入“中等信息化陷阱”。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和迅速变化的新兴领域,客观冷静的思考和系统深入的研究尤为重要。究其本质而言警务体系能力在智慧警务建设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较为遗憾的是,目前还未有学者以警务体系能力的研究视角对这一现实警务运行困境展开深入分析。警务体系能力是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创新型表述,它是各警种相互联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效能,而不是各警种单项效能的简单相加,其核心聚焦于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最大化释放。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形态,警务体系能力早在警务组织成立之初就已初具雏形,并随着警务模式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按照警务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规律,警务体系能力的基本形态可以划分为基于科层制背景下的警务体系能力（也可称之为“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和基于信息系统的警务体系能力两个阶段。其中,基于信息系统的警务体系能力是在尝试消除科层制“反攻能”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并随着信息技术扎根警务组织的时间序列展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警务体系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国首批科技强警示范单位,N市公安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警务大脑”建设的先行试点,在这长达三年的“先行先试”过程,信息技术扎根警务组织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得非常充分,为分析者更好地洞察警务体系能力提供了绝佳的分析“窗口”。有基于此,笔者以“技术—制度”为理论视角,基于技术执行的分析框架对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建设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旨在探讨“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这一核心命题。既有警务体系能力是基于科层制背景下产生的,其容易受到科层制背景下警种协同的动力不足及共识机制的缺失、警务在综合治理中的封闭和内敛趋向等“反功能”因素影响,而无法实现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最大化释放。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作为消除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反功能”的新尝试被技术执行者们赋予“美好想象”,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其陷入了警务治理“困境”。技术执行者们愈加认识到:信息技术在“警务大脑”中的简单嫁接只是单纯地构建了一种基于技术理念的警务体系能力,其仍处于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初级阶段。从N市“警务大脑”的实际应用效果来看,信息技术只是起到技术支撑作用,优化和再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才是根本。有基于此,N市公安局在“警务大脑”建设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引入合成警务机制,通过相应的制度匹配实现信息资源、组织结构和警务要素的整合及警务流程的优化再造。最终,在信息技术与合成警务机制的有机结合下实现了警务体系能力的现代化。总之,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是技术与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暗含着一种网络化逻辑,其在被运用于特定的组织时,提供了一种解决组织联结问题的空前弹性,为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其通过技术赋能,以信息化驱动;通过技术赋权,推动公安战斗生产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合成警务机制从宏观层面上构建一体化的警务模式;从中观层面上推动警务组织结构变革;从微观层面上重构行动者理念和行为;其为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形塑空间。最终,在“技术—制度”的互构作用下,各警种作战能力达到了有机融合,实现了警务效能的最大化释放。
于丽春[2]（2020）在《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文中研究表明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合作能够提升组织效率、服务质量,而合作缺失,则会带来服务质效的下降。政府组织亦如此,即政府部门间合作与否会对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升治理能力加以解决;其次,发展经济的压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高办事效率;再次,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满足公众需求;最后,信息化的推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打破传统的“碎片化”运行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政府部门间合作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大部制”改革、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大部制”改革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关系调整,但没有形成顺畅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建立协调机制对高效推动特定跨部门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推动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容易带来机构林立,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长效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并联审批是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产生、发展的一种促进审批效率提升的运行方式,外在形式上,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微观切口;内在本质上,并联审批通过流程优化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避免了组织机构变动和新的机构设置,有助于形成长效性、内生性的合作机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必要切口。所以,基于现实问题与实践考量,本研究聚焦并联审批这一运行方式,对其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那么,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通过何种机制、何种路径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这构成了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与合作困境共存,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探索有助于破解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难题。在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场域内,政府部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经济、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而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应对以上挑战的必然选择。合作需求是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逻辑起点,其形成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实现更高效率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形成合作需求的直接原因;第二,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以获得更大效用,是形成合作需求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府部门间合作具有理论上的基础和实践中的需求,但是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常常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产生合作困境。主要体现在“权责壁垒”使政府部门间整体性价值缺失、增加沟通成本、阻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使审批流程破碎、审批标准不一,导致合作执行难。那么,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为何?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前者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利”导致部门间目标各异、政府部门的“利他”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一致;后者表现为,分散化审批、流程破碎、信息不畅致使部门间行动不一致。但分化的组织结构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其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其次,并联审批作为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微观且必要的切口,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并联审批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相对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中体现了各政府部门从简单的联合办公逐步转化为相互合作的过程。进一步地,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体现在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之中。第一,并联审批的形成过程包含了政府自身改革因素,以及来自群众和企业的经济社会因素,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也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政治方面,并联审批是产生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种创新方式,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审批效能;经济社会方面,并联审批是相对于串联审批的一种高效运行的审批方式,强调各审批部门的共同推进;基于以上方面,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并联审批的执行过程,强调一个部门或者窗口向申请人收取申请材料,通过后台并联式运行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受理,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意见,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送达审批结果。为达此要求,并联审批基于组织载体进行集中审批、以优化流程为运行前提、以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从而有利于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从最终效果来看,并联审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表现为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合行动、增进了公共价值。但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不可避免、政府部门间的利益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调和,这决定了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限度。最后,为了化解合作困境,实现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需要对政府部门间的目标和行动进行一致性协调。第一,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宏观背景下,跨部门行政审批中的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合作,并联审批在不改变原有制度设置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以审批事项为中心,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通过组织、流程和技术三个方面,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组织方面,政务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组织载体;流程方面,审批流程的整体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运行前提;技术方面,电子政务建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并联审批促进了传统上以政府部门为核心的“职能驱动型”服务模式向以审批流程为核心的“流程驱动型”服务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通过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并联审批促进了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本文最后一章,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对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进行验证。第一,从合作需求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但是,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存在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即“权责壁垒”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导致合作执行难;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在于相关部门间的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分化的组织结构则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第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动产登记已经从简单的部门联合办公转化为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从其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来看,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形成、行动一致生成的优势;并且,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因分化的组织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限度。第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以及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具体包括组织载体、运行前提和技术支撑。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包括生成机理和深层诱因两个层面;第二,并联审批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面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不同层面,其有效性与有限性并存;第三,基于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构建的分析框架,能够对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解释,而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是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路径。
高斯芃[3]（2020）在《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公共管理的热门领域,而“互联网+政务服务”则是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前沿课题与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网络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已经成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因此,扎根“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改革实践,系统探究“互联网+政务服务”逻辑内涵、演进机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广义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为研究对象。广义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务服务领域的重要体现,强调政府部门坚持“人民满意”的价值取向,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服务模式、健全运行机制、创新行政手段,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与实体政务大厅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途径,面向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快捷便利、公开透明的政务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在政务服务领域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即在行政体制改革视域下,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围绕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而进行的一项以系统性与动态性为显着特征的整体性工程和全面性改革。广义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具有明显的生态性。本研究以构建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为主线,按照“两个理论、一个模型、逐步具象”的思路渐进式展开。全文共分为七章,研究内容逐步深入、逐步具象:首先,阐释整体政府理论以及生态系统理论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耦合关系,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进而,探究“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形态及进化机理,构建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模型;进而,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态系统进化即成熟度等级演进的阶段性逻辑,并对生态进化趋势进行验证;进而,在确定模型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具象化研究,得出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全要素具象化形态;最后,提出基于模型的实践启示。本研究立足国情,在更多强调改革实践的背景下,旨在一定程度弥补“互联网+政务服务”研究中全要素关联模型及成熟度等级模型的学术研究不足,以及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中生态性思维的学术研究不足,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三点研究成果:第一,探索了一个理论研究视角。紧密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自身特点,通过跨界的研究思维,将生态系统理论植入到“互联网+政务服务”研究过程中,这是本文在研究视角上的一大创新。在生态视域的内蕴特征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时代审视相契合的背景下,提出利用生态系统方法论中的生态因子、时空结构、共生及协同进化等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辅助深度剖析“互联网+政务服务”逻辑内涵、成熟度等级、优化路径等内容,不仅有助于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研究的深入,同时也拓宽了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思维宽度,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尝试。第二,延展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理论模型研究。完成了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建模,明晰了模型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系统阐释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逻辑内涵、演进机理及发展趋势。首先,通过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因子、生态结构、共生及协同进化机制以及目标、特征、功能等进行深入分析,解析“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基本形态;通过形成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视域下的整体政府最佳实践模式,解析模型的动力机制及政策整合、结构整合、文化整合、信息整合的进化趋势。即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视域下整体政府最佳实践模式为模型研究的动力机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模型构建的方法论,提出了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模型。其次,借助生态位优位差异与能力成熟度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CMM）,将生态进化阶段与模型成熟度等级相匹配,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进化即成熟度等级演进的阶段性逻辑,同时基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连续5年发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以及3个典型建设案例的分析对生态进化趋势进行验证。为系统地、发展地看待“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丰富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的方法工具。形成了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模型全要素具象化形态,明晰了组成“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全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形态,从而确定发展路径,这是将学术模型应用于指导实践的一种创新探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将理论研究成果与指导实践相结合,丰富“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的方法工具,也是本研究的重点关注。基于模型构建、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分析,进而从政府供给侧视角,基于NVivo对检索、筛选出的有关电子政务及“互联网+政务服务”整体性建设指导的11份政策文本进行质性研究,完成模型第一、二阶段的具象化分析;从公众需求侧视角,基于 SPSS 及 LISREL,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公众接受模型,完成模型第三阶段的具象化分析。以“供给侧+需求侧”双视角以及“纵向静态完整性+横向动态发展性”双维度的模型具象化形态研究,为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提供了方法工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满意”为价值取向、“生态思维”为根本遵循、“环体因子”为建设基础的“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对策建议。
胡滨[4]（2020）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子政务建设已经成为了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电子政务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创新了政府利民便民的工作模式,优化了行政资源配置,提升了行政工作效率,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运用“互联网+”思维构建电子政务,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推动以互联网为主的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和治理的深度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当下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略选择的共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山东省级电子政务服务建设的成果开始经受实践检验和考验,人民群众需要及时获取党和政府关于战胜疫情的决策部署和政策信息,且需要了解疫情期间生产生活诉求的解决通道,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因此,探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现状研究及对策是当下政务服务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新冠疫情背景为电子政务服务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以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政府业务流程再造理论为基础,通过调查问卷、现场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展开研究,分析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而总结出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顶层设计待健全、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动力不足、电子政务市场化程度偏低、缺乏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进而从完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管理制度、统一规划整合电子信息资源、完善电子政务服务平台搭建、构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运行机制、实施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人才战略五方面,提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优化的对策建议。
刘世鑫[5]（2020）在《S县电子政务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务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化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基层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作为我国电子政务建设重要的一环,在提高服务效能、增加政府透明度、增强群众满意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目前不同地区的电子政务建设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S县电子政务建设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基层电子政务建设现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另一方面对加快我国欠发达地区基层电子政务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通过实证和比较研究发现,S县电子政务建设目前在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政务服务、数据共享方面存在着突出问题,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财政资金投入少、缺乏足够认识、体制机制不健全和和专业人才短缺等,通过整合资源,拓宽资金渠道,营造电子政务建设氛围、健全机构制度等几个方面的做法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加快S县电子政务的建设。
陈艳[6]（2020）在《我国省级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构建研究 ——基于浙江省实践的研究》文中指出“治理”这一活跃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学术术语在“国家治理”实践深入推进的背景之下又化身为热词活跃在档案学研究领域,档案治理、数据治理、档案数据治理等概念成为档案学学科新的研究理论范畴和实践前沿工作新词。本文选取浙江省为研究案例,分析和总结浙江省档案数据治理工作的体系构架,并试图构建档案数据治理体系的一般模型,以期在理论上,完善我国档案数据治理理论研究;在实践上,为我国的档案数据治理工作的持续深入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全文共分为以下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基础篇,首先分析了档案数据治理兴起的背景,主要背景原因包括大数据时代、开放数据趋势和档案“单套制”转变等:其次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再次是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明确了现今有关档案数据治理的理论研究进度,确定了本文的研究问题;最后梳理了治理理论与数据治理理论,并给出了本文相关概念的定义,包括档案数据、档案治理、档案数据管理、档案数据治理等。第二大部分为实践经验篇,从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成果四个层面分析了浙江省档案数据治理实践工作。浙江省档案数据治理体系形成了以浙江省档案局为中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主体结构,通过政策支持、技术支撑、活动保障等举措推进治理过程,采取的治理举措涉及到数据管理、安全治理和服务治理三个方面,最终形成了智慧档案、平安档案、最多跑一次、一网查档,百馆联动、异地查档,跨馆服务等治理成果。第三大部分为理论贡献篇,提出了由生态层、基础层、数据层和应用层四个层级以及组织结构、政策措施、质监管理、数字化、数据化、数据汇集、数据过滤、数据资产、共享平台、开放平台和媒体平台十一个维度所构成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架构的一般模型。
张贝尔[7]（2020）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中国“互联网+”国策的明朗,电子政府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帮助政府履职方面作用明显,不可替代。得益于政府的独特地位、丰富资源和巨大权能,以及互联网的强大场域,电子政府的施用已然从政府及其服务和监管对象范畴扩展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凸显出规范其言行、限制其权力以及监控其执行的必要和重要。为此,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需要提高电子政府自身的信用度,并加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建设力度,以此为“互联网+各行各业”和“互联网+行政”创设安全可靠的信用环境。作为电子政府构建亟待突破的障碍因素之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涵义既可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又可从多种层面来解读。首先,从技术、组织、关系等方面来理解电子政府信用,把电子政府信用理解为多方面信用的集合,如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信用,政府的信用及其内外部关系的信用等。其次,可以从伦理学、经济学、法学、人机工程学等层面来解读电子政府信用。从伦理层面,电子政府信用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在其内网、外网和互联网上“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履行职责,涉及道德、职业精神、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等,是政府处理内外部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践约行为。从经济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守信践诺,在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以更低成本、更高质量和绩效令公众满意。从法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电子政府中工作的、与电子政府打交道的和享受电子政府服务的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二是指各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因此,电子政府信用应要求电子政府持有诚信、善意、不欺诈的主观态度,没有伪装的客观事实,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利益。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是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府实施诚信行为的一种反馈或评价。从人机工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包括技术、网络和设施的信用,电子政府系统的信用,以及政府本身的信用。上述信用关系的承载者和信用活动的行为者遍及政府、其他公共组织、社会组织和私人组织。由于这些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承担着各自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的一般属性和基本特征,而“失信行为的泛滥必定表明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从而使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可见,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中涉及的众多信息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信用关系必然使电子政府信用受累于目前缺乏制度建设和规则约束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尤其是在电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及其产品,依赖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国在信息技术及其核心产品方面严重依赖国外的现实境况无疑令电子政府信用保障形势严峻。基于电子政府信用的量化和可操作,遵从集合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原则,可以基于信息的观点将电子政府信用集合中的元素归类为信息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系统信用、信息信用、信息人信用。可将这五个组成元素作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模型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基于技术和管理参数将这五个组成元素归类为技术型要素和管理型要素。其中,技术型要素包括信息基础信用中的硬件环境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而管理型要素涵盖信息基础信用中的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信用和信息人信用。在五个基本要素中,信息人信用是最重要的要素,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可以获取大量有关自身、其他政府及其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状况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还混杂有主观的成分,需要政府在进行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深入挖掘、辨识和使用,如何确定数据信用以及保证据此做出的管理和决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取决于政府的能力,所以,政府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与企业和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公众虽不是信息基础、信息平台、信息系统的直接建设者和运维者,却因广泛渗透与频繁使用信息基础、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而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信用主体。进一步地,本文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管理型信用要素部分解构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人和信息信用,并基于“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予以分别建构,搭建起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整体性框架结构。最后,分析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包括: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打造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此外,本文在对吉林省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吉林省信用评估中心以及负责吉林省信用信息平台搭建的祥云科技公司等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吉林省政府门户网站为信用数据来源,验证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其现实构建的难题和策略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文献研究和积累方面看,国内尚没有关于电子政府信用体系这一论题的研究专着,也鲜见有学者和专家对该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部分成果概念繁杂,没有结合电子政府的特征进行界定,难免顾此失彼,层次不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府信用”、“政府公信力”的角度来思考政府信用的内涵和外延,很少有人以“电子化”和定量化的视角去分析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逻辑内涵。本文通过对电子政府信用内涵的多方面、多视角阐释,以及对电子政府信用的构成要素的概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电子政府信用概念模糊和难量化的问题,创新性地阐释了电子政府信用的核心思想。第二,本文提炼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的五大要素:信息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基础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明确解析出的电子政府信用涉及到电子政府的软硬件环境、平台、系统、信息、人等多方面信用,相应地,牵涉到其各个构成要素的构件、结构、关系、流程、权限、结果等各个层面或环节,指出其体系构建必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关涉社会公众对与之相关的所有信用主体的多方面、各层面、全流程的诚信行为实施的反馈或评价,由此要求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必须兼具平台性和延展性、生态性和合作性、创新性和革命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等特征。这些研究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提供了具体化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第三,本文依据“目标定位——顶层设计——保障机制——运行模式”路径对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进行逻辑设计,创造性地提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的基本样式,凸显出其构建目标的具体化与可行性,旨在填补战略目标和具体样态之间的间隙。基本样式是由宏观至具体的设计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能够有力保证总体目标定位与具体任务实现之间的关联、匹配和衔接,进而为其他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组成要素提供构建前提。考虑到信用难得易失,失去又很难恢复,且信用体系构成要素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令电子政府信用减量、受损甚至失去,以致影响电子政府的健康发展和普及深化,为保证电子政府信用不因一时一事被破坏或毁掉,除了利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五大要素全方位、深层次地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之外,还必须保证所有应用电子政府功能和使用电子政府服务的人和组织都能从中体验到电子政府言行的守信践诺,并分享到电子政府及其信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府不但要借助与各类组织的合作持续完善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使其渐趋系统和完整,同时,以政府为代表的信用主体还要进行经常性的诚信宣传教育,实行常态化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诫,以及加强个体乃至全社会的诚信管理和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以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引导个人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是正途和根本,只有做到人人讲信用、所有组织都讲信用,诚信社会才有建立根基,诚信国家形象才有望树立。
王益成[8]（2020）在《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信息时代”到“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时代,多源异构且海量的数据资源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将多源异构且海量的数据资源纳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中,不再局限于传统科技情报服务涉及的专利数据、科技文献数据、实地调研数据与科技项目数据等,还应该涵盖更广范围的互联网数据资源、科研社交媒体数据资源、社交网络数据资源与政府开放数据资源等多种来源的数据形式。数据资源驱动着科技情报服务从用户需求感知、科技情报内容获取与科技情报服务场景化推送这三个核心功能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实现了科技情报服务流程的创新。本研究旨在以新视角探索数据驱动时代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及其实现,解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构成要素及其特征,以实证分析探索数据驱动时代科技情报服务向智慧服务模式转型的思路,为科技情报机构科学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基于此,通过界定“数据驱动”、“情报、智能与智慧的辩证关系”、“智慧服务”与“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等相关概念,以回顾智慧服务、科技情报服务与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现状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情境实验法、案例分析法与模式构建法分析了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数据环境、驱动模式、创新模式与模式实现以及保障策略的制定。围绕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这一核心研究内容,本文第三章从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构成要素及表现特征为出发点对智慧数据、用户需求、智能技术、智慧情报、情报工作者、智慧服务平台与情报分析方法这七个维度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各构成要素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中的地位以及数据驱动各构成要素的融合协作的服务特征;第四章以“数据驱动”视角切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构建研究,更多的体现智慧数据服务作为智慧服务的核心构成要素,实现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获取用户需求,利用智能技术分析获取情报,实现场景化服务推送与嵌入式的科技情报服务;第五章就如何实现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进行了详细阐述,从多源数据分析切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实现研究过程,体现了数据驱动作为科技情报服务的新范式与新思想,着重从需求感知、内容获取与服务推送等三个科技情报服务流程构成解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实现路径,综合运用用户画像方法、数据挖掘方法与场景分析和需求侦测方法对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进行解析,并融入科研大数据在此过程中结构、类型与属性分析结果进行解析,探究这些数据在需求感知、内容获取与服务推送中的应用关系,进而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并完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体系;第六章采用单案例横向研究方法研究格微软件数据驱动背景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系统优化策略;第七章就如何实现科技情报机构实现智慧服务模式转型升级分析了相关保障策略。具体内容如下:（1）系统分析了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核心构成要素与特征。构成要素涵盖数据、用户、技术、智慧情报、科技情报工作者、智慧服务平台与方法等七个维度,将从这七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实现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进而对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需求敏感性、数据多源性、技术智能性与服务场景化等四个主要特征进行解读。系统分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构成要素是构建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基础,在文献调研并借鉴其它领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各个构成要素进行详细分析。数据、用户、技术、内容、科技情报工作者、智慧服务平台与方法等七个维度间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进一步丰富着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2）构建了数据驱动下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从“数据驱动”视角切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构建研究,更多的体现智慧数据服务作为智慧服务的核心构成要素,实现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获取用户需求,利用智能技术分析获取情报,实现场景化服务推送与嵌入式的科技情报服务。在此过程中优化传统科技情报服务模式,优化构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各个构成要素,实现模式最优化并体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四个特征,通过文献调研法探讨已有服务模式的优劣势,重构科技情报服务模式与流程,重点突出智慧实现流程,数据如何驱动智慧情报服务。（3）分析了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实现路径。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实现的三项核心功能为基础,在实现智慧服务核心功能基础上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从多源科研大数据分析切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实现研究过程,体现了数据驱动作为科技情报服务的新范式与新思想,着重从需求感知、内容获取与服务推送等三个科技情报服务流程构成解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实现路径,综合运用用户画像方法、数据挖掘方法与场景分析和需求侦测方法对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进行解析,并融入科研大数据在此过程中结构、类型与属性分析结果进行解析,探究这些数据在需求感知、内容获取与服务推送中的应用关系,进而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并完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体系。（4）采用单案例横向研究方法研究格微软件数据驱动背景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系统优化策略,在分析格微软件基本概况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而分析格微软件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发展模式,并对其较为超前的实践应用成果进行分析,然后借鉴前述构建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及其实现研究,提出格微软件在数据驱动背景下科技情报服务模式优化的策略。（5）制定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保障策略。以构成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构成要素以及智慧服务模式实现过程为主体制定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保障策略,具体维度包含数据、用户、科技情报工作者、科技情报服务机构、政府部门、技术与方法等维度。如完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完备数据分析技术、方法与工具,科技情报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定数据驱动下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保障策略应依据重点保障关键要素、完备并疏通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流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整体平衡、联合共建共享等四项基本原则。数据驱动时代,传统科技情报服务模式已然无法满足用户崛起的趋势以及内外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界定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探索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实现,有利于从方法论认知层面为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本文构建的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也更具实践价值。
王张华[9]（2020）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文中指出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来看,影响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众多因素当中,科学技术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历史上历次的重大技术变革都或多或少会对各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价值、制度、方式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对国家治理的变革性作用逐渐开始受到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大国,我国陆续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战略性规划和顶层设计,突出了人工智能对提升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充分说明,加速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同国家治理的融合已经成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中,中国政府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采用和适应性改革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总结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社会试验场”。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历史机遇,摆在中国公共管理者面前的是必须从现实的真实世界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和话语创新,充分汲取中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丰富营养,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形态的构建,并探索出与之相适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视角聚焦至政府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问题,试图对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展开分析,以求为加速人工智能同政府治理的融合进程提供助益,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全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指出探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迎合了时代变迁的整体境域,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所必然面临的焦点议题;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论证命题的合理性,阐明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意义内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意义和革命性潜质,从技术自身的生产力本质和赋能“政府—社会”关系的价值维度论证命题的可行性,人工智能将会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工具、机制、方式和结构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认识更新、技术治理、制度跟进和机制创新四个维度探讨了政府如何实现善用人工智能的行动策略。通过上述研究,研究概括了三个关键性的结论:一是人工智能将成为政府新一轮历史变革的关键力量。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精准算法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互联网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数据出现井喷式爆发,使人工智能逐渐获得了与人类相匹敌的“智识”,在诸多方面展现出了超越和替代人类行为的能力,引发了政府治理新一轮的历史性变革。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更加深入广泛地嵌入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不仅会引发政府治理技术层面的变革,同时还会给传统政府治理的技术体系、价值目标、伦理结构乃至思维理念带来重要影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影响,相关部门必须积极研判和主动应对,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审慎对之,正视其给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二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内在的技术逻辑。从技术的种属来看,人工智能被视为是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阶段,虽然被贴上传统信息技术的标签,但是其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冲击和影响仍然遵循着自身独特的技术逻辑,在探究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时必须兼顾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治理结构影响两个层面。从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层面看,决定人工智能独特属性的是三大核心要素:数据、计算资源和算法,可概括为数据和算法两种驱动逻辑;从技术治理的结构影响层面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结构化影响是区别于互联网、大数据所解决的信息“连接”和“数据”问题,汲取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精髓,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彼此交互、高度融合的整体生态,解决的是信息社会网络相互连接端对大数据内容主体的智能化处理问题。三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逻辑进路。为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向善”与“为恶”的双重属性,全文所引入和进一步阐释的“善智”概念,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为发挥人工智能之于政府治理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上可能进路。从“善智”和“善治”的关系出发,阐发了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何以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以“善智”实现“善治”的有效路径。当然,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仍然处于一种“进行时”状态,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出现,几乎可以断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势必会更为深刻和广泛,其方式也会更加多样和复杂。围绕研究的核心议题,全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数据、算法和算力驱动的技术属性出发,将其从传统信息技术的种属中抽离出来,视其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智能技术）加以考量,并以此为切入探讨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可能的颠覆性影响;与大多数研究将其置于传统信息技术框架下展开所不同的是这样做有利于聚焦人工智能独特的技术属性（由数据、算力和算法共同驱动）,由此揭示出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数据驱动、算法支配和智能融合的技术逻辑。第二,针对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双重面相所带来的争论,引入“善智”的概念,并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试图以此超越人工智能技术乐观与悲观的对立之争,为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描绘一种最佳状态,并以“善智”与“善治”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在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找到联结点,为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与谋求良政善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卢杭华[10]（2020）在《政务服务变革视角下的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崛起,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政府管理和政务服务低效率、不共享、不联动的问题逐步突显。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统筹发展电子政务和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决策部署,加快推动政务信息化建设体制改革。为适应政府管理和服务现代化发展需要,2017年12月,广东省政府正式出台了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方案,大力推进广东“数字政府”建设,促进政府职能和服务模式转变,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并将这项工作作为省政府“头号工程”。2018年2月,肇庆市列为了全省3个“数字政府”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在此历史环境下,肇庆迎来了依托大力发展数字政府、推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大机遇。目前,肇庆数字政府已基本构建起“一办、一中心、一平台”的数字政府发展框架,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已具雏形。因此,研究如何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推动肇庆市政务服务变革和市民群众办事模式的转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站在政务服务变革的视角,以肇庆市建设数字政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数字政府的概念、理论和肇庆市乃至广东省进行数字政府的改革意义来分析;其次分析肇庆市进行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再次运用对比分析方法,对国内外数字政府以及电子政务改革进行比较,从改革模式、建设成效、应用效果、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及借鉴思考,从而得出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务服务变革的影响;最后,提出通过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政务服务的建议:一是完善政务信息化整合共享机制,实现政务信息跨地区、跨部门互联互通;二是推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发展,改变以往各自独立的信息孤岛状况,实现政务信息共享共治。三是以便民为目标,以数据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手段,创新网上便民服务模式,优化市民群众办事渠道,提高政府服务效能。
二、电子政务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子政务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技术与组织的关系研究 |
| 1.2.2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研究 |
| 1.2.3 警务效能研究 |
| 1.2.4 已有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方法与个案选取 |
| 1.3.1 个案研究 |
| 1.3.2 N市公安局图景 |
| 1.3.3 个案进入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创新与难点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难点 |
| 2 理解警务体系能力: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警务体系能力的概念解读 |
| 2.1.1 体系 |
| 2.1.2 警务体系 |
| 2.1.3 体系能力 |
| 2.1.4 “警务体系能力”的释义 |
| 2.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2.1 理论基础:“技术—制度”的互构论 |
| 2.2.2 分析框架:技术执行 |
| 3 既有警务体系能力的“反功能” |
| 3.1 在分割中协同:动力不足与共识机制的缺失 |
| 3.1.1 警种协同的动力不足 |
| 3.1.2 警种分工过细导致共识机制的缺失 |
| 3.2 警务在综合治理中的两面性:在开放与封闭间徘徊 |
| 3.2.1 社会安全形势变化与综合治理的基本取向 |
| 3.2.2 警务在综合治理的显性取向:开放与整合 |
| 3.2.3 一种“暗存”的反向运动:封闭和内敛趋向 |
| 3.3 小结:“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4 “警务大脑”:消除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反功能”的新尝试 |
| 4.1 “警务大脑”初期架构及新技术之期望 |
| 4.1.1 “警务大脑”的初期架构 |
| 4.1.2 新技术之“美好想象” |
| 4.2 治理“乌托邦”:基于技术实体警务体系能力的现实困境 |
| 4.2.1 工作增负:技术的有效性困境 |
| 4.2.2 孤岛现象:警务治理的内卷化困境 |
| 4.2.3 虚拟的美丽:警务治理的“唯技术主义”困境 |
| 4.3 小结:组织表面秩序下隐藏着巨大的无序 |
| 5 制度匹配与新技术的“自我强化” |
| 5.1 制度匹配:合成警务机制的确立 |
| 5.1.1 信息资源整合:从分散走向共享 |
| 5.1.2 组织结构整合:综治警务一体化 |
| 5.1.3 警务要素整合:“情指行”一体化 |
| 5.2 新技术的“自我强化” |
| 5.2.1 技术制度调适:警务流程再造 |
| 5.2.2 新技术的“刚性外显”与组织运行 |
| 5.3 小结:技术扎根的深层基础 |
| 6 技术与制度的互构: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 |
| 6.1 信息技术: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技术支撑 |
| 6.1.1 技术赋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 |
| 6.1.2 技术赋权:推动公安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
| 6.2 合成警务机制: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形塑 |
| 6.2.1 宏观层面:构建一体化警务模式 |
| 6.2.2 中观层面:推动组织结构变革 |
| 6.2.3 微观层面:重构行动者理念和行为 |
| 6.3 小结:技术与制度的互构 |
| 7 结论与反思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相关研究 |
| (二)并联审批相关研究 |
| (三)既有研究的启示与可供拓展的空间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二)并联审批的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无缝隙政府理论 |
| (三)协同学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发生场域、需求与困境 |
| (一)合作的发生场域: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
| (二)合作需求的形成 |
| (三)合作困境的外在表现 |
| 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基于目标和行动的解释 |
| (一)目标不一致 |
| (二)行动不一致 |
| 三、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分化的组织结构 |
| (一)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 |
| (二)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其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一)并联审批的萌芽阶段(2001年以前) |
| (二)并联审批的发展阶段(2001-2012) |
| (三)并联审批的相对成熟阶段(2013年以来)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一)形成过程:有利于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执行过程:有利于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三、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性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并联审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一)政治维度 |
| (二)经济维度 |
| (三)社会维度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一)组织载体 |
| (二)运行前提 |
| (三)技术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案例分析: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困境及生成逻辑 |
| (一)合作需求 |
| (二)合作困境 |
| (三)生成逻辑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三、并联审批促进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行动一致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不动产登记改革案例相关材料收集 |
| 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在线政务服务有关研究 |
|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关研究 |
| 三、“互联网+政务服务”建模有关研究 |
| 四、“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有关研究 |
| 五、现有研究总体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整体政府及生态系统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整体政府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政府理论起源与内涵 |
| 二、整体政府改革兴起动因 |
| 三、整体政府范式 |
| 四、整体政府最佳实践模式 |
| 第二节 整体政府理论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耦合分析 |
| 一、价值取向相耦合 |
| 二、知识结构相耦合 |
| 三、要义特征相耦合 |
| 第三节 生态系统理论基础 |
| 一、生态系统基本含义 |
| 二、生态系统衍伸含义 |
| 第四节 生态系统理论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耦合分析 |
| 一、生态视域的内蕴特征 |
|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时代审视 |
| 三、生态系统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视界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建模 |
| 第一节 “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形态探究 |
| 一、“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因子 |
|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结构 |
| 三、“互联网+政务服务”共生及协同进化机制 |
| 四、“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的目标、特征及功能 |
| 第二节 基于整体政府观的生态系统进化机理探究 |
| 一、行政体制改革语境中的整体政府观 |
| 二、基于整体政府最佳实践模式的动力机制 |
| 三、基于整体政府基本特征的进化趋势 |
| 第三节 模型总体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模型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分析 |
| 第一节 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界定 |
| 一、进化阶段界定 |
| 二、成熟度等级匹配 |
| 第二节 生态进化即成熟度等级演进逻辑 |
| 一、“供给侧优位”阶段即初始级 |
| 二、“供给侧+需求侧优位”阶段即受管理级 |
| 三、“需求侧优位”阶段即优化级 |
| 第三节 进化趋势验证 |
| 一、基于评估结果的趋势验证 |
| 二、基于案例研究的趋势验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模型全要素具象化形态分析 |
| 第一节 供给侧分析视角 |
| 一、政策文本质性研究设计 |
| 二、生态因子提取 |
| 三、文本深度遍历 |
| 第二节 需求侧分析视角 |
| 一、公众接受模型定量研究设计 |
| 二、结构方程与数据检验 |
| 第三节 模型全要素具象化形态 |
| 一、生态因子具象化形态 |
| 二、模型总体具象化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模型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启示 |
| 第一节 “人民满意”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价值取向 |
| 一、贯穿生态进化全过程 |
| 二、影响生态因子全链条 |
| 第二节 “生态思维”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根本遵循 |
| 一、把握生态系统构成以全面破解建设难题 |
| 二、尊重生态进化规律以稳步推进建设步伐 |
| 第三节 “环体因子”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建设基础 |
| 一、坚持网络基础设施的集约性与普惠性 |
| 二、坚持法律标准体系的完备性 |
| 三、坚持网络信息安全的可靠性 |
| 四、坚持信息技术赋能的敏锐性 |
| 五、坚持服务供给评价的规范性 |
| 六、坚持创新应用扩散的针对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回顾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公众接受“互联网+政务服务”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 |
| 0.2.3 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0.3.1 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点 |
| 1 相关理论基础 |
| 1.1 概念界定 |
| 1.1.1 电子政务相关概念 |
| 1.1.2 电子政务服务相关概念 |
| 1.1.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1.2.2 业务流程再造理论 |
| 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发展现状分析 |
| 2.1 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的发展成效 |
| 2.2 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的SWOT分析 |
| 2.2.1 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的优势分析 |
| 2.2.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的劣势与问题分析 |
| 2.2.3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的机遇分析 |
| 2.2.4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的挑战分析 |
| 3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滞后的原因分析 |
| 3.1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滞后的特殊性原因分析 |
| 3.1.1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顶层设计待健全 |
| 3.1.2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电子政务服务运行机制尚未构建 |
| 3.1.3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 3.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滞后的一般性原因分析 |
| 3.2.1 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动力不足 |
| 3.2.2 公众和企业参与度偏低 |
| 3.2.3 缺乏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 |
| 4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优化的对策建议 |
| 4.1 完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管理制度 |
| 4.1.1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电子政务全流程制度保障 |
| 4.1.2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标准化建设 |
| 4.1.3 发挥政务服务部门统筹“放管服”改革的作用 |
| 4.1.4 建立绩效考核和评估机制 |
| 4.2 统一规划整合电子信息资源 |
| 4.2.1 着力解决地区间电子政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
| 4.2.2 应对电子政务的建设统一规划 |
| 4.2.3 加大推进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力度 |
| 4.3 完善电子政务服务平台搭建 |
| 4.3.1 加强数字政府化建设工作 |
| 4.3.2 以大数据支撑驱动政务服务流程再造 |
| 4.4 构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运行机制 |
| 4.4.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电子政务应急预警 |
| 4.4.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电子政务应急处置 |
| 4.4.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电子政务应急监测 |
| 4.4.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电子政务善后恢复 |
| 4.5 实施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人才战略 |
| 4.5.1 建立健全电子政务服务人才管理制度 |
| 4.5.2 形成电子政务人才培训常态化机制 |
| 4.5.3 强化电子政务服务人才的激励 |
| 5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电子政务服务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2 电子政务服务需求方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S县电子政务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0.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0.3 研究的思路和内容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本文的创新点 |
|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电子政务 |
| 1.1.2 服务型政府 |
| 1.2 相关理论基础 |
| 1.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1.2.2 业务流程再造理论 |
| 1.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 S县电子政务建设情况及探索 |
| 2.1 S县情况简介 |
| 2.2 S县建设电子政务的必要性 |
| 2.3 S县电子政务建设的积极探索 |
| 2.3.1 O2O为民服务中心 |
| 2.3.2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 |
| 2.3.3 微警务平台 |
| 2.4 S县建设电子政务的成效 |
| 3 S县电子政务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 |
| 3.1 S县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1.1 政府门户网站建设落后 |
| 3.1.2 政务新媒体实用性差 |
| 3.1.3 “互联网+”与政务服务不能完全同步 |
| 3.1.4 数据孤岛问题仍然存在 |
| 3.2 S县电子政务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2.1 财政资金投入较少 |
| 3.2.2 缺乏对电子政务建设足够认识 |
| 3.2.3 专业人才短缺 |
| 3.2.4 工作机制欠缺 |
| 4 国内外电子政务建设的实践借鉴 |
| 4.1 国外电子政务建设实践借鉴 |
| 4.1.1 美国电子政务建设实践 |
| 4.1.2 新加坡电子政务建设实践 |
| 4.1.3 国外电子政务建设的经验借鉴 |
| 4.2 国内其他城市电子政务建设实践借鉴 |
| 4.2.1 青岛市“数字青岛”建设实践 |
| 4.2.2 杭州市“智慧杭州”改革实践 |
| 4.2.3 国内其他城市电子政务建设经验借鉴 |
| 5 加快S县电子政务建设的对策 |
| 5.1 加强资金投入 |
| 5.2 营造电子政务建设氛围 |
| 5.3 加强信息化队伍建设 |
| 5.4 健全管理机构,完善管理制度 |
| 5.5 扩大服务范围 |
| 6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我国省级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构建研究 ——基于浙江省实践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大数据时代 |
| 1.1.2 开放数据趋势 |
| 1.1.3 “单套制”转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价值 |
| 1.2.2 理论价值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理论基础研究 |
| 1.3.2 浙江案例分析 |
| 1.3.3 理论创新探究 |
| 1.3.4 研究总结展望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网络调研法 |
| 1.4.3 案例研究法 |
| 1.4.4 实地调研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局限性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理论依据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研究现状 |
| 2.1.2 国外研究现状 |
| 2.1.3 研究述评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治理理论概念梳理 |
| 2.2.2 数据治理理论概念梳理 |
| 2.3 概念定义 |
| 2.3.1 档案数据与档案治理 |
| 2.3.2 档案数据管理与档案数据治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浙江省档案数据治理体系要素分析 |
| 3.1 治理内容 |
| 3.1.1 数据管理 |
| 3.1.2 安全治理 |
| 3.1.3 服务治理 |
| 3.2 治理主体 |
| 3.2.1 中心治理主体 |
| 3.2.2 多元治理主体 |
| 3.3 治理过程 |
| 3.3.1 政策支持举措 |
| 3.3.2 技术支撑举措 |
| 3.3.3 活动保障举措 |
| 3.4 治理成果 |
| 3.4.1 智慧档案 |
| 3.4.2 平安档案 |
| 3.4.3 最多跑一次 |
| 3.4.4 一网查档,百馆联动 |
| 3.4.5 异地查档,跨馆服务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架构构建策略 |
| 4.1 生态层: 维护档案数据治理安全环境 |
| 4.1.1 档案数据治理组织结构 |
| 4.1.2 档案数据治理政策措施 |
| 4.1.3 档案数据治理质监管理 |
| 4.2 基础层: 搭建档案数据治理基础设施 |
| 4.2.1 档案数字化 |
| 4.2.2 档案数据化 |
| 4.3 数据层: 控制档案数据治理数据流向 |
| 4.3.1 档案数据汇集 |
| 4.3.2 档案数据过滤 |
| 4.3.3 档案数据资产 |
| 4.4 应用层: 打造档案数据治理服务平台 |
| 4.4.1 档案数据共享平台 |
| 4.4.2 档案数据开放平台 |
| 4.4.3 档案数据媒体平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现状 |
| (一)美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 (二)欧盟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 (三)中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 三、理论依据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三维信用论 |
| (三)制度经济学理论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相关概念 |
| 一、政府信用相关概念的理解 |
| (一)信任 |
| (二)信用 |
| (三)政府信用 |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特征 |
| (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概念理解 |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范畴 |
| (三)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主要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 |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目标定位 |
| (一)文化定位 |
| (二)制度定位 |
| (三)平台定位 |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顶层设计 |
| (一)基于治理视角的顶层设计 |
| (二)基于法律关系的顶层设计 |
| (三)基于政治生态的顶层设计 |
| 三、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保障机制 |
| (一)信息人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 (二)信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 (三)技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 四、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模式 |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样式 |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 |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模型 |
| (二)信息人信用的属性 |
| 二、信息人信用的权义解析 |
| (一)电子政府行政人的权利解析 |
| (二)电子政府行政人的义务解析 |
| (三)“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方”信用的权义解析 |
| 三、对信息人信用的检验研究 |
| (一)构建评估指标的现实目标 |
| (二)构建评估指标的层次逻辑 |
| 四、信息人信用的建构路径 |
| (一)目录式建构——相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核心信用功能需求 |
| (二)互动式建构——提高电子政府信息人的协同治理能力 |
| (三)监督式建构——完善电子政府信息人的行政治理意愿 |
| (四)成果式建构——适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主流信用评价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 |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模型 |
| (二)信息信用的属性 |
| 二、信息信用规制解析 |
| (一)信息建设的整体性规制 |
| (二)信息治理的制度性规制 |
| (三)信息供给的异质性规制 |
| (四)信息管控的格式化规制 |
| 三、对信息信用的实证研究 |
| (一)构建模型推演的背景描述 |
| (二)构建模型推演的取样调查 |
| (三)构建模型推演的实证研究 |
| (四)构建模型推演的回归分析 |
| 四、信息信用的形塑路径 |
| (一)改善信息传递性,塑造信用形象 |
| (二)增强信息互动性,提升信用影响 |
| (三)提高信息响应度,巩固信用粘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 |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模型 |
| (二)技术信用的属性 |
| 二、技术信用配置解析 |
| (一)技术信用与供需配适的差异化 |
| (二)技术信用与制度驱动的缺失化 |
| (三)技术信用与全球网络的安全化 |
| 三、对技术信用的优化研究 |
| (一)技术信用的危害案例 |
| (二)构建技术信用的现实描述 |
| 四、技术信用的发展路径 |
| (一)协同技术制度发展 |
| (二)划归技术规范界限 |
| (三)提升技术治理高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
| 一、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 |
| (一)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制度保障 |
| (二)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推进合力 |
| (三)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执行保障 |
| 二、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 |
| (一)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 |
| (二)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 |
| (三)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 |
| (四)建立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8）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创新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1 智慧服务研究现状 |
| 2.1.2 科技情报服务研究现状 |
| 2.1.3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现状 |
| 2.1.4 研究现状述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2 信息链理论 |
| 2.2.3 用户场景理论 |
| 2.2.4 需求层次理论 |
| 2.2.5 生命周期理论 |
| 第3章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构成要素及特征 |
| 3.1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构成要素 |
| 3.1.1 智慧数据 |
| 3.1.2 用户需求 |
| 3.1.3 智能技术 |
| 3.1.4 智慧情报 |
| 3.1.5 科技情报工作者 |
| 3.1.6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平台 |
| 3.1.7 科技情报分析方法 |
| 3.2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要素间关联关系 |
| 3.3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特征 |
| 3.3.1 数据多源性 |
| 3.3.2 需求敏感性 |
| 3.3.3 技术智能性 |
| 3.3.4 服务场景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构建 |
| 4.1 多源数据驱动 |
| 4.1.1 数据多源性 |
| 4.1.2 多源数据融合 |
| 4.2 智慧服务模式构建思路 |
| 4.3 智慧服务模式核心功能设计 |
| 4.3.1 用户需求智慧感知功能 |
| 4.3.2 情报服务智慧决策功能 |
| 4.3.3 用户服务智能推送功能 |
| 4.4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实现 |
| 5.1 多源科研数据调研 |
| 5.1.1 数据结构 |
| 5.1.2 数据类型 |
| 5.1.3 数据属性 |
| 5.2 基于用户动态画像的科技情报用户需求智慧感知 |
| 5.2.1 用户结构分析 |
| 5.2.2 用户分层画像 |
| 5.2.3 用户动态画像 |
| 5.2.4 用户需求模型构建 |
| 5.3 基于网络文本挖掘的公众政策感知智慧研究 |
| 5.3.1 运用网络文本挖掘分析公众政策感知 |
| 5.3.2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公众感知的特征 |
| 5.3.3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公众感知热点主题 |
| 5.4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科技情报服务场景化推送 |
| 5.4.1 向量空间模型的应用 |
| 5.4.2 场景化服务 |
| 5.4.3 场景化服务接受效用 |
| 5.4.4 场景化服务推送模型 |
| 5.4.5 场景化服务推送实验 |
| 5.5 科技情报服务智慧反馈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案例研究 |
| 6.1 格微软件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发展现状 |
| 6.1.1 基本概况 |
| 6.1.2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发展现状 |
| 6.2 格微软件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发展模式 |
| 6.2.1 发展模式分析 |
| 6.2.2 实现路径 |
| 6.3 格微软件向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转变的优化 |
| 6.3.1 用户维度优化 |
| 6.3.2 情报维度优化 |
| 6.3.3 服务维度优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保障策略 |
| 7.1 政策保障层面 |
| 7.1.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
| 7.1.2 优化科技情报机构管理架构 |
| 7.2 资源保障层面 |
| 7.2.1 完善科研数据安全保障策略 |
| 7.2.2 推进科研数据开放保障策略 |
| 7.2.3 科技情报数据资源保障策略 |
| 7.3 技术保障层面 |
| 7.3.1 完善技术体系建设保障策略 |
| 7.3.2 完善科技情报服务反馈体系 |
| 7.3.3 创新大数据分析方法及工具 |
| 7.4 人才保障层面 |
| 7.4.1 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保障策略 |
| 7.4.2 完善科技情报人才教育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3.1 研究局限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时代境遇之必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幕初启 |
| 1.1.2 治理转型之诉求:面向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趋向 |
| 1.1.3 研究问题之提出:如何善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
| 1.1.4 研究意义之阐发:描绘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智治图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回顾 |
| 1.2.2 国内研究回顾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知识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认识人工智能:一项正在“挑战人”的新兴技术 |
| 2.1.2 政府治理模式:理念、结构和方式 |
| 2.2 典型范式 |
| 2.2.1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具体释义 |
| 2.2.2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关系辨析 |
| 2.3 理论源流 |
| 2.3.1 汲取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想养分 |
| 2.3.2 审视技术治理理论的合理面向 |
| 2.3.3 数字治理理论催生的智慧政府 |
| 2.3.4 现代系统管理理论的理论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理路 |
| 3.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3.1.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关联 |
| 3.1.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客观基础 |
| 3.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 |
| 3.2.1 以“数据”促“善治”的数据驱动逻辑 |
| 3.2.2 以“算法”谋“善治”的算法主导逻辑 |
| 3.2.3 从“链接”到“互嵌”的智能融合逻辑 |
| 3.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价值逻辑 |
| 3.3.1 公平与公正——应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人 |
| 3.3.2 安全与隐私——应确保安全可靠、尊重隐私 |
| 3.3.3 开放与包容——应实现开放参与、人人赋能 |
| 3.3.4 透明与责任——应实现易于理解、透明负责 |
| 3.4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目标逻辑 |
| 3.4.1 由传统扩张型政府走向收缩型政府 |
| 3.4.2 由传统封闭型政府走向开放型政府 |
| 3.4.3 由传统粗放型政府走向精细化政府 |
| 3.4.4 由传统电子化政府走向智能化政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运作机理 |
| 4.1 技术与结构的互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结构 |
| 4.1.1 技术的原始吸纳:治理绩效需求催生人工智能技术引入 |
| 4.1.2 技术与组织互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政府组织形态变革 |
| 4.1.3 政府的自我重塑:政府组织形态变革引致治理模式转型 |
| 4.2 渗透·传导·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微观机制 |
| 4.2.1 渗透:人工智能引致政府治理理念转变 |
| 4.2.2 传导:人工智能带来政府治理结构调整 |
| 4.2.3 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方式创新 |
| 4.3 理念·结构·方式: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具体维度 |
| 4.3.1 思维理念的更新:智慧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 |
| 4.3.2 治理结构的重塑:多元协同成为政府治理的关系结构 |
| 4.3.3 治理方式的转换:智能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行动特征 |
| 4.4 以“善智”促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现进路 |
| 4.4.1 “善智”引入之必要: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的双重面相 |
| 4.4.2 “善智”之多维解读:基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 |
| 4.4.3 以“善智”实现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关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践审视 |
| 5.1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客观挑战 |
| 5.1.1 人工智能场景下公共行政的责任困境 |
| 5.1.2 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传统角色 |
| 5.1.3 人工智能对传统公共行政文化的挑战 |
| 5.2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技术风险 |
| 5.2.1 安全失序 |
| 5.2.2 公平丧失 |
| 5.2.3 隐私泄露 |
| 5.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典型案例 |
| 5.3.1 智能化治理的中国场景:浙江、广东和上海实践 |
| 5.3.2 智能化治理的世界经验:美国、“英国—欧盟”和韩国 |
| 5.3.3 国内外智能化治理实践的实践反思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行动策略 |
| 6.1 认识更新:提升对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理性认知 |
| 6.1.1 意识层面:重视人工智能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影响 |
| 6.1.2 知识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理论的宣传讲解 |
| 6.1.3 行为层面:打造善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内文化 |
| 6.2 技术治理:构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的完备治理体系 |
| 6.2.1 技术治理行动者的协同:优化人工智能治理的主体生态 |
| 6.2.2 技术治理内容的全覆盖:聚焦人工智能治理的要素层次 |
| 6.2.3 技术适用情景的精准化:开发面向政府场景的人工智能 |
| 6.3 制度跟进:健全政府治理运用人工智能的制度规则 |
| 6.3.1 完善面向智能行政场景的制度法规 |
| 6.3.2 建立起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互通规则 |
| 6.3.3 建构智能场景下技术责任应对体系 |
| 6.4 机制创新:完善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实践机制 |
| 6.4.1 建立起人工智能的专业机构和领导体系 |
| 6.4.2 建立起专业的人才管理制度和培养机制 |
| 6.4.3 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应用科学评估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语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工作情况 |
（10）政务服务变革视角下的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务服务变革视角下的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分析 |
| 2.1 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务服务变革的概念界定 |
| 2.1.1 数字政府建设的涵义 |
| 2.1.2 政务服务变革的涵义 |
| 2.2 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务服务变革的关系 |
| 2.2.1 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务服务变革的必然趋势 |
| 2.2.2 政务服务变革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体现 |
| 2.2.3 政务服务变革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
| 2.3 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
| 2.3.1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
| 2.3.2 数字政府的公共物品属性 |
| 2.3.3 非数字化政府所提供的政务服务出现信息不对称 |
| 2.3.4 政务服务的深入变革需要数字政府建设的推动 |
| 2.3.5 “互联网+”条件下政务服务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
| 2.4 数字政府建设的结构要素分析 |
| 2.4.1 组织制度 |
| 2.4.2 信息技术 |
| 2.4.3 政务信息资源 |
| 2.4.4 群众满意度 |
| 2.5 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 |
| 2.5.1 组织制度建设 |
| 2.5.2 资源平台建设 |
| 2.5.3 应用场景建设 |
| 2.5.4 数据整合开放 |
| 2.6 应用的公共管理学理论 |
| 2.6.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6.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6.3 网络治理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
| 3.1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背景 |
| 3.1.1 肇庆市建设数字政府的政策环境 |
| 3.1.2 肇庆市建设数字政府的基础条件 |
| 3.1.3 肇庆市推动政务服务变革的总体情况 |
| 3.1.4 肇庆市政务服务变革的存在问题 |
| 3.2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现状 |
| 3.2.1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的措施 |
| 3.2.2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 |
| 3.2.3 肇庆市以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变革的发展现状 |
| 3.3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现阶段的存在问题 |
| 3.3.1 行政对象观念认识差异较大 |
| 3.3.2 信息孤岛现象仍然存在 |
| 3.3.3 服务事项标准化仍未完善 |
| 3.3.4 数据共享开发利用效率低 |
| 3.3.5 行业发展基础薄弱,创新活力不足 |
| 3.4 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 3.4.1 主体建设意识未跟上,导致整体建设效果良莠不齐 |
| 3.4.2 数据标准未建立,导致统筹推进受阻 |
| 3.4.3 政务信息资源多样性,导致整合难度加大 |
| 3.4.4 重平台轻规划,导致网络治理未成体系 |
| 3.4.5 信息基础薄弱,导致产业发展滞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的经验借鉴 |
| 4.1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经验 |
| 4.1.1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进程 |
| 4.1.2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亮点 |
| 4.1.3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务服务变革的推动作用 |
| 4.1.4 启示 |
| 4.2 英国数字政府建设经验 |
| 4.2.1 英国数字政府建设进程 |
| 4.2.3 英国数字政府转型战略特点 |
| 4.2.4 英国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务服务变革的推动作用 |
| 4.2.5 启示 |
| 4.3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经验 |
| 4.3.1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背景及进程 |
| 4.3.2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成效 |
| 4.3.3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务服务变革的推动作用 |
| 4.3.4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对肇庆市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1 破除体制牢笼,健全协同联动机制 |
| 5.1.1 聚焦强化组织与规划 |
| 5.1.2 构建网络治理新局面 |
| 5.2 推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发展 |
| 5.2.1 完善政府信息化标准的政策法规 |
| 5.2.2 完善电子政务信息基础 |
| 5.2.3 构建一体化电子政务设施环境 |
| 5.3 完善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机制 |
| 5.3.1 建立政务信息跨地区、跨部门协同机制 |
| 5.3.2 推动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共用 |
| 5.3.3 建立政务数据开放机制 |
| 5.4 创新便民服务模式 |
| 5.4.1 优化营商服务环境 |
| 5.4.2 充分拓宽市民网上办事渠道 |
| 5.4.3 利用大数据实现政务服务人脸画像 |
| 5.4.4 实现政务服务主动推送办理 |
| 5.4.5 创新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发展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关于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变革的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决议书 |
四、电子政务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D]. 伏佩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2]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D]. 于丽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3]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研究[D]. 高斯芃.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山东省电子政务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D]. 胡滨.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5)
- [5]S县电子政务建设问题研究[D]. 刘世鑫.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6]我国省级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构建研究 ——基于浙江省实践的研究[D]. 陈艳. 山东大学, 2020(11)
- [7]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D]. 张贝尔. 吉林大学, 2020(08)
- [8]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研究[D]. 王益成. 吉林大学, 2020(08)
- [9]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D]. 王张华. 湘潭大学, 2020(10)
- [10]政务服务变革视角下的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研究[D]. 卢杭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