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选拔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于瑶[1]（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张鹏程[3]（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王琦[4]（2019）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共十九大对其作出具体部署和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上述部署与安排,落实相应的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的改革等。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公益类事业单位承载着社会公共服务输出的重要职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加快推进并积极深化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干部的选任是其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改革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选任高素质专业化的领导干部队伍,是推动新时代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队伍实现专业化建设,保障公益类事业单位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更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样性、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前提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因此,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研究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初创时期、探索时期、改革时期、新时代四个阶段,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改革,至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结束了没有体现中国事业单位特点、彰显人才成长规律的选任政策法规体系的历史,填补了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空白,为新时代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当然,冷静地观察与分析,还应充分认识到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尚未成熟,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一些问题,诸如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化不足,体现在干部选任制度体系尚不完备、干部选任制度缺乏配套政策;干部选任过程中民主化程度有限、群众参与欠缺;领导干部选任法制化缺乏法律支撑、干部选任过程具有照顾现象;领导干部选任科学化不够,选任标准不明、考核标准缺乏、选任方式单一、人岗不相适等问题。为了解决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面临的问题,本文在国家治理力现代化的理论视角下,基于案例剖析,具体分析影响因素,从过程、目标、功能三个层面提出优化路径,力图构建新时代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基本策略,为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提出政策议,设计可行性强的操作方案。依循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导向和问题指引,上述阐释构成本文研究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问题意识,并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进一步推进相应的研究进程: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现代化、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提出新时代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素质。其次,在梳理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变迁历程基础上,过对比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社会组织领导人员选任制的不同特点,分析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独特之处。通过定位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及其领导干部的角色与功能,推导出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导干部选任制度的结构、功能及属性。再次,结合本人所从事的组织人事工作实践,基于案例剖析,定性分析影响因素,探析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为切入点,提出实施分层分类的差别化制度系统调适路径,并从过程、目标、功能三个层面,实现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协调化、高效化、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有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综上所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实现,需要落实在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的各种积极变革。其中,在公益类事业单位相关改革中,作为核心程的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变革与积极发展等具有重要且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此,本文的研究意在通过对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梳理、分析与评价,将这一选任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联以明确,进而落实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推动。
褚楚[5]（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廖瑾莹[6]（2019）在《制度-行为视角下贿赂的发生机制及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虽然中国学界对腐败的发生与治理有了不少成果,但是目前针对贿赂发生的研究较为缺乏,大多数研究都只是将贿赂等同于腐败,对贿赂的形成仍然缺乏系统性的探讨。本文试图对当前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贿赂现象进行分析,通过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来构建制度-行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的贿赂发生机制,并以此探寻贿赂的治理途径,努力为党和政府治理贿赂提供一些政策建议。由于贿赂行为的天然隐蔽性与当事人可能的自我道德感及自我美化因素,对贿赂的研究难以借助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相关资料。因此,本文主要是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既有文献中的若干典型案例进行搜集、呈现与分析,进而对贿赂现象进行探讨。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从贿赂现象中构建出由“制度因素”“人情文化”“官员自由裁量权”“贿赂方式”四个范畴组成的一般性贿赂的演化模型——贿赂围场模型。研究发现,在不健全的制度诱因下,行贿者通过对人情文化的功利性运用来围猎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特殊利益互动时,贿赂得以发生。在贿赂围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贿赂行动者三方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贿赂的发生是行动者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行为结果,作出是否参与贿赂的决策是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另外,社会关系作为人情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构成了贿赂发生的关系基础,行动者会利用自身的关系特性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拥有不同社会关系资源的行动者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掌握信息流动方向、通过利益输送、占据结构洞位置、成为纯中介/非纯中介等来从网络中获益。在这个过程中,贿赂关系也会随之变得复杂,由最初的简单社会关系变为复杂的贿赂关系网络。最后,在正式制度失灵的情况下,个体的贿赂行为会演化为群体性的贿赂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贿赂治理的对策意见:一是加大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健全相关贿赂立法、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来构建有利于减少贿赂的制度环境;二是推动包括中央巡视制度、第三方监管制度以及建立廉政评估考核体系的制度创新来压缩贿赂生存空间;三是重视人情规范的影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树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培养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以及创造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
付正[7]（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高晶华[8]（2019）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新高度,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此,习近平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观点、新理念和新方法,目标直指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诸多“老问题”与“新问题”,应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严峻“四大考险”。通过党的自我革新,应对党面临着的“四大危验”。核心要义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和广大党员保持“初心”,整体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这一切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的地位得以保障。正是在这一逻辑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真正地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创造了党的建设历史上乃至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奇迹,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中国化做出最新贡献,向世界各国政党政治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科学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围绕什么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一主线,呈现出丰富的内涵。首先,习近平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整体布局,指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关于政治建设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水平。其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建设的最鲜明特色。习近平在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了精神“补钙”论,理想信念“总开关论”,赋予了理想信念以新的内涵,围绕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进行探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提高执政为民的服务意识。第三,习近平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认识高度,明确指出世界最大党组织建设于兴党兴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既要抓住关键少数,选拔任用好干部,又要优化党员队伍内部治理,提高组织的整体力量。第四,习近平关于作风建设方面的论述,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大亮点。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始终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作风建设的核心,重点解决党内四风问题,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第五,习近平特别提到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新的部署。第六,习近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抓住了制度问题的症结。探索与推进新时代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提高管党治党的法治化水平,以严明的制度推进世界最大党成为世界最强党,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治党逻辑。第七,习近平还对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打破了以往的潜规则,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努力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改变传统运动式、集中式反腐,构建腐败治理的三不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反对和克服一切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体现了辩证思维,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认识矛盾,分析并解决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这一管党治党的最新科学认识最鲜明的特点是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方法,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战略高度对党的建设作出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运用了创新思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创新精神。新时代党的建设趋向于法治化,政党治理步入法治轨道,开启了法治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征程。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德法共治的治理理念,将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党的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梦想予以新的结合,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理目的,服务于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治国理政的新需要,坚持自我革命与强化监督相结合,实现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又一鲜明特点。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创新,在战略指导下做出重大策略,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与制度治党双管齐下,吸取一切优秀治理成果,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大党、老党的建设新道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好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学回答了如何加强管党治党,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重大时代意义。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精准概括,对党的建设的核心要旨予以新升华新凝练。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学说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予以强化的重大举措,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习近平在新的条件下高度凸显出了制度治党的重要性,以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党员干部,并把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有机结合起来,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良效。从世界性视角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具有典型的示范效果。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被越来越多的政党学习、借鉴。同时,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指导下,党的建设实践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党的面貌也开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加强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党的党性修养,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自我教育、自我革新的能力,从而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结晶,也进一步拓宽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政治眼界和战略思维。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能否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关系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否顺利推进。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对党的政党功能的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引领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开辟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境界。
丰俊功[9]（2019）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把钥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改革,一直以来备受关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其自身的实践演展逻辑,本文通过研究其发生和持续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改革开放开启前后至中共十七大前后,共分为六个时期,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时期、蓝图规划时期、全面部署时期、反思调整时期、“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和“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时期的探索和实践入手,力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运用经验观察的方法分析和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规律,从而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分析框架,梳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阶段的演进历程、关键节点和内在逻辑,分析政治体制改革演展的条件及其内在因果关系,厘清关键事件与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措施之间的关联。本文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的不同时期为宏观叙事结构,以关键事件为节点,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进程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从而确定事件发生的顺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由此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自我强化或反应改变,最后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进行概括和总结。具体而言,首先,在历史进程的因果机制方面,本文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结构化分析,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时期的演进机制分为环境条件变化产生的压力和挑战、观念认识更新产生的目标指向、行动者基于现实需要而确定的行动策略即政策选择。其次,在关键节点方面,每个时期的演进机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而每个时期发生的关键事件则会深刻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关键节点主要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事件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错误改革观即“老路”和“邪路”的干扰、影响和破坏,由此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路线。第三,在反馈机制方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是演进机制推动下的政治发展结果,而这一结果会因关键政治事件而出现正反馈或负反馈,从而强化或改变原有的行动选择。在对政治体制改革历程进行历时性因果分析基础之上,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按时间历程分析由各种政治事件组成的因果链条,从演进机制的角度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何以发生、何以持续的内在联系,透视不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对关键节点的政治事件和未来走向进行阐释,展现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以及“三统一”政治模式的形成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在于,以“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逻辑起点,遵循“坚持党的领导”、“防范和化解风险”和“坚持正确的改革观”的内在逻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由此逻辑展开形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启示,最终内生演化形成“三统一”政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三统一”政治模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实践的规律性总结,这一模式的三要素对应相应的政治结构,包含着人民权力的行使、人民权利的保障及其实现策略。
王敏[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东剧变后,海外很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很快也会步苏东后尘,“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制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局大体稳定的双重奇迹。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因此,在沉寂了近20年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学界发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对党的研究逐渐升温。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四个伟大”互相嵌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亦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涌现。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旨在系统总结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学界的研究议题、基本观点、研究范式和方法,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提升国内党建研究质量提供借鉴。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的框架、内容主要建立在阅读海外学者的论文和专着的基础之上。海外学者在中共党建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某一研究议题,尽量搜罗各家观点,特别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双向交流的产物。海外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娴熟,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他们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他们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举措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但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建,有可能掉入理论陷阱,得出有悖于经验事实的结论。地域、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增加了他们获取资料的难度,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欠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学者群体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也呈现不均衡性。本文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提炼,提出了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五大范式,即市民社会范式、法团主义范式、权威主义范式、合法性范式以及政党适应性范式。在这五大范式中,既有解释力比较强大的范式,也有解释力较弱甚至起误导作用的范式。政党适应性范式、法团主义范式的解释力较强,权威主义和合法性范式居中,市民社会范式的解释力最弱。一个范式的解释力取决于其与中国经验的距离,距离越近,则解释力越强,距离愈远,则解释力愈弱。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如下启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改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改善干部任命、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保持充分信心的同时,不断完善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民主政治中国模式,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国内党建研究的启示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提高党建研究的科学性;构建党建研究的中国范式,确立国内党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自主性与话语权。
二、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选拔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选拔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3）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基础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 (二)政治认同理论 |
| (三)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内涵及实质 |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 (一)乡村干部及职责内涵 |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 (三)习近平关于乡村干部教育的重要论述 |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理论 |
|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
| (二)乡村振兴理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和经验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积极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唤醒阶级意识教育的思索 |
| (二)大革命时期打倒封建军阀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探索 |
| (五)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争取实现民主教育的探索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乡村干部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教育的艰辛探索 |
| (一)过渡时期乡村干部巩固新生政权的认同教育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认同教育的探索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教育的曲折探索 |
| 三、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干部解放思想教育的探索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干部乡村治理建设教育的探索 |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干部基层党建教育的探索 |
|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 |
| (二)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 |
| (三)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 |
| (四)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与主要问题 |
| 一、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良好机遇 |
| (一)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 (三)“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 二、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思想仍存在严重潜在对抗 |
| (二)价值多元化冲击基层思想观念和执政基础 |
| (三)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 |
| (四)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 |
| 三、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主体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 |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 |
| (三)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 |
| (四)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主要举措 |
| 一、构建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增强理想信念认同 |
| (二)加强党史党建国史教育增强政党认同 |
| (三)强化世情国情党情教育增强道路和制度认同 |
| (四)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教育培训增强政策认同 |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建设强化价值认同 |
| 二、拓展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 |
| (一)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增强教育主渠道功能 |
| (二)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 |
| (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教育策略 |
| (四)利用现代通讯科技拓展学习方式 |
| (五)拓展基层党组织教育学习功能 |
| 三、以保障机制为重点完善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 |
|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走深走实 |
| (二)加大经费投入确保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施 |
| (三)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巩固认同教育基础 |
| (四)完善网络网站建设丰富政治认同教育资源 |
| (五)加强考评结果运用增强政治认同教育实效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
| (一)立足发展现实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要求 |
| (二)乡村振兴的认知与实施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实现 |
| 二、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
| (一)思想境界是提升乡村干部能力素质的首要和根本 |
| (二)榜样示范是激发乡村干部提升能力素养的重要动力 |
| (三)教育主体的领导力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 |
| 三、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 |
| (一)乡村干部实际情况是政治认同教育实施因材施教的基础 |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突出个性需求特点 |
| (三)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促进因材施教的实施 |
| 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 |
| (一)加强“三农”问题教育增强对乡村干部的身份认同 |
| (二)普及农业生产经营专业教育增强职业认同 |
|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价值认同 |
| (四)巩固公仆意识教育增强情感认同 |
| 五、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 |
| (一)扭曲的权力观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问题的根源 |
| (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实施有效教育的基础 |
| (三)教育导向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原则 |
| (四)有效奖惩保障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实效的提升 |
| 六、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4）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 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 |
| (三) 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 |
| (四) 文献评述 |
| 三、论文的结构框架 |
| 四、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分析框架中的领导干部能力建设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
|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
|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
| 三、选任制度现代化在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公共服务领域的领导干部选任 |
|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公共服务现代化 |
| 二、公共服务现代化对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的要求 |
| 三、公共服务现代化对领导干部选任要求与传统选贤任能的区别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能力要求 |
| 一、基础性要求 |
| 二、功能性要求 |
| 三、专业性要求 |
| 第二章 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变迁及其独特性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概况 |
| 一、领导干部选任的基本概念 |
| 二、中国领导干部的选任模式 |
| 三、中国领导干部的选任程序 |
| 第二节 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变迁历程 |
| 一、初创时期: 解放思想,破旧立新 |
| 二、探索时期: 打牢基础,破冰前行 |
| 三、改革时期: 积极探索,深化落实 |
| 四、“新时代”: 建章立制,全面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横向比较与独特性研究 |
| 一、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概况及特征 |
| 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选任制度概况及特征 |
| 三、社会组织领导人员选任制度概况及特征 |
| 四、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独特性 |
| 第三章 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案例分析:以M部为例 |
| 第一节 M部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总体情况 |
| 一、M部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 |
| 二、M部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情况 |
| 三、M部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特点 |
| 第二节 M部所属公益类事业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 |
| 一、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情况 |
| 二、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主要特征 |
| 三、领导干部选任具体方案介绍 |
| 第三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问题分析 |
| 一、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化不够完善 |
| 二、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仟民主化不够充分 |
| 三、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法制化不够健全 |
| 四、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科学化不够到位 |
| 第四章 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定性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设计 |
| 一、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
| 二、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案例 |
| 三、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
| 四、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设计 |
| 第二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软件分析 |
| 一、寻找影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成效的充分条件 |
| 二、寻找影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成效的必要条件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与思考讨论 |
| 一、研究结论: 影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成效的因素 |
| 二、思考讨论: 推动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策略选择 |
| 第一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总体设计 |
| 一、总体思想: 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制度建设的导向 |
| 二、基本策略: 以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为制度建设的切入点 |
| 三、操作方案: 实施分层分类的差别化制度系统调适路径 |
| 第二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过程向度 |
| 一、强化领导干部选任主体的法治观念 |
| 二、规范领导干部选任方式的法治依据 |
| 三、保障领导干部选任过程的法治程序 |
| 第三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目的向度 |
| 一、建构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商议机制 |
| 二、健全领导干部选任权力的配置体制 |
| 三、加强领导干部选任对象的责任意识 |
| 第四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功能向度 |
| 一、建立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民主化保障 |
| 二、构建领导干部选任措施法治化依托 |
| 三、实现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动态化调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5）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制度-行为视角下贿赂的发生机制及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贿赂相关定义 |
| 1.2.1 贿赂的概念 |
| 1.2.2 贿赂的类型 |
| 1.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腐败研究的多元视角分析 |
| 1.3.2 腐败领域中的贿赂研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意义和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制度-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
| 2.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 |
| 2.1.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脉络 |
| 2.1.2 理论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基础 |
| 2.1.3 中国情境下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 |
| 2.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理论框架构建 |
| 2.2.1 制度的内涵 |
| 2.2.2 制度与行为的关系 |
| 2.2.3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行为”分析框架 |
| 2.3 正式制度:“强激励”与“弱约束”的制度设计 |
| 2.3.1 “强激励”制度设计 |
| 2.3.2 “弱约束”制度设计 |
| 2.4 非正式制度:人情社会的人情规范 |
| 2.4.1 关系基础:差序格局与社会关系 |
| 2.4.2 互动法则:负债感与互惠原则 |
| 2.4.3 行为策略:礼物、宴请与贿赂 |
| 2.5 有限理性的行动者及其偏好 |
| 2.5.1 行贿者:逐利避害 |
| 2.5.2 受贿者:稳中求进 |
| 2.5.3 监管者:明哲保身 |
| 2.6 本文小结 |
| 第3章 贿赂发生的综合机制:贿赂围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方法 |
| 3.1.2 案例选择 |
| 3.2 扎根理论模型建构 |
| 3.2.1 开放性编码 |
| 3.2.2 主轴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饱和度检验 |
| 3.3 贿赂围场模型检验 |
| 3.3.1 官员自由裁量权 |
| 3.3.2 贿赂方式 |
| 3.3.3 人情文化 |
| 3.3.4 制度因素 |
| 3.4 贿赂围场的形成逻辑 |
| 3.5 本文小结 |
| 第4章 贿赂发生的利益驱动:参与者的博弈 |
| 4.1 两两参与的静态博弈模型 |
| 4.1.1 前提假设 |
| 4.1.2 行贿者与官员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1.3 监管方与行贿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1.4 监管方与官员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2 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分析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模型构建与分析 |
| 4.2.3 略为调整的博弈模型 |
| 4.3 几种现实存在的典型博弈分析 |
| 4.3.1 人情规范与正式制度的博弈 |
| 4.3.2 行贿者豁免制度分析 |
| 4.3.3 监管者激励分析 |
| 4.4 本文小结 |
| 第5章 贿赂发生的关系运用:关系网络演化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研究指标 |
| 5.1.3 案例选择 |
| 5.2 概念界定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整体网络分析 |
| 5.3.2 网络的总体特征 |
| 5.3.3 网络中心性 |
| 5.3.4 结构洞分析 |
| 5.4 贿赂关系网络演化: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 |
| 5.5 本文小结 |
| 第6章 贿赂发生的制度失灵:群体性贿赂 |
| 6.1 案例选择 |
| 6.2 行动者及其理性行为驱动 |
| 6.1.1 行贿者 |
| 6.1.2 受贿者 |
| 6.1.3 监管者 |
| 6.3 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分析 |
| 6.3.1 推荐环节 |
| 6.3.2 考察环节 |
| 6.3.3 表决与公示环节 |
| 6.4 群体性贿赂的发生逻辑 |
| 6.4.1 选拔过程中的制度失灵 |
| 6.4.2 监督过程中的制度失灵 |
| 6.4.3 制度失灵下的非理性行为选择 |
| 6.5 本文小结 |
| 第7章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贿赂治理建议 |
| 7.1 贿赂治理的理论分析 |
| 7.2 构建有利于减少贿赂的制度环境 |
| 7.2.1 加大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 |
| 7.2.2 健全相关贿赂立法,提高贿赂成本 |
| 7.2.3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适应现实需求 |
| 7.3 推动制度创新,压缩贿赂生存空间 |
| 7.3.1 建立完善的巡视制度 |
| 7.3.2 构建廉政评估考核体系 |
| 7.3.3 设立第三方监管平台 |
| 7.4 重视人情规范的影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
| 7.4.1 树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 |
| 7.4.2 培养人民群众的廉政意识 |
| 7.4.3 创造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8.3 对贿赂复杂性的再分析 |
| 8.3.1 转型期环境造成了制度的滞后与缺陷 |
| 8.3.2 社会关系人情化锐化了利益矛盾 |
| 8.3.3 双重委托-代理模式异化行动者偏好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巨野案件资料 |
（7）《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8）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和过程 |
| 2.1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世情 |
| 2.1.2 国情 |
| 2.1.3 党情 |
| 2.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2.2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2.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3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对以往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2.3.1 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高度回答了党的建设与伟大复兴之间的内在逻辑 |
| 2.3.2 给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3.3 以党的建设来解决如何驾驭资本逻辑的问题 |
| 2.4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 |
| 2.5 本章小结 |
| 3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政治建设新认识 |
| 3.1.1 发扬优良传统统领党的建设 |
| 3.1.2 加强问题指向回答首要问题 |
| 3.1.3 加强政治建设推动政治发展 |
| 3.2 思想建设新境界 |
| 3.2.1 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 3.2.2 创新意识形态服务治国理政 |
| 3.2.3 发展群众路线强化宗旨意识 |
| 3.3 组织建设新规定 |
| 3.3.1 落实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 |
| 3.3.2 抓住关键少数选好用好干部 |
| 3.3.3 优化组织结构提高整体质量 |
| 3.4 作风建设新征程 |
| 3.4.1 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 |
| 3.4.2 加强党性修养密切党群关系 |
| 3.4.3 重点解决四风净化政治生态 |
| 3.5 纪律建设新部署 |
| 3.5.1 更加突出位置前所未有高度 |
| 3.5.2 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形象 |
| 3.5.3 阐述基本要义加强纪律执行 |
| 3.6 制度建设新标准 |
| 3.6.1 权力关进笼子坚持依规治党 |
| 3.6.2 加强民主集中维护制度权威 |
| 3.6.3 补齐制度短板重在制度执行 |
| 3.7 反腐败斗争新要求 |
| 3.7.1 治腐败零容忍打老虎拍苍蝇 |
| 3.7.2 构建三不机制落实主体责任 |
| 3.7.3 反对特权思想克服特权现象 |
| 3.8 本章小结 |
| 4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思维方法和鲜明特点 |
| 4.1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思维方法 |
| 4.1.1 以辩证思维破解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矛盾 |
| 4.1.2 以战略思维确立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历史方位 |
| 4.1.3 以创新思维激发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生动力 |
| 4.1.4 以法治思维树立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法治精神 |
| 4.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
| 4.2.1 贯穿着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 |
| 4.2.2 以中国梦统领全面从严治党 |
| 4.2.3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新结合 |
| 4.2.4 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新统一 |
| 4.2.5 标本兼治的管党治党新思路 |
| 4.2.6 自我革命和增强监督相结合 |
| 4.3 本章小结 |
| 5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把握维度 |
| 5.1 时代维度：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解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1.1 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然要求 |
| 5.1.2 加强党的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须选择 |
| 5.1.3 加强党的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
| 5.1.4 加强党的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 |
| 5.2 理论维度：统一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2.1 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根本立场 |
| 5.2.2 以夯实领导核心地位为根本目标 |
| 5.2.3 协调推进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
| 5.3 实践维度：总结于“伟大工程”实践经验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3.1 突出党的建设的全面性特点 |
| 5.3.2 注重党的建设的治理化能力 |
| 5.3.3 强调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导向 |
| 5.3.4 重视党的建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
| 5.4 本章小结 |
| 6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重大时代意义 |
| 6.1 开辟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新天地 |
| 6.1.1 引领和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
| 6.1.2 拓宽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战略范围 |
| 6.2 发展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
| 6.2.1 总结和凝练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 6.2.2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的学说 |
| 6.3 指导党的建设实践收效显着 |
| 6.3.1 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
| 6.3.2 推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积极落实 |
| 6.3.3 开启了党领导现代化进程路径的重大创新 |
| 6.4 形成了成熟定型的政党制度文化 |
| 6.4.1 确立起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文化新理念 |
| 6.4.2 在培育政党文化过程中优化政党功能 |
| 6.5 为世界政党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
| 6.5.1 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 |
| 6.5.2 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逻辑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机制的理论综述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关键节点的文献综述 |
| 四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逻辑的分析理路与理论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时期(1978—1979)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与逆向求解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团结一致向前看 |
| 二 逆向求解: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逻辑:团结一致向前看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实践面向:恢复原有的政治制度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改革思路 |
| 第二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规划时期(1979—1984)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共十二大与1982 年宪法 |
| 一 中共十二大:筹划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二 1982 年宪法: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保证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指导思路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改革思考 |
| 第三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时期(1984—1989)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共十三大与政治风波的考验 |
| 一 中共十三大:全面部署具体改革 |
| 二 政治风波的考验:对错误改革倾向的警惕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基本思路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改革思考 |
| 第四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调整时期(1989—1992)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 |
| 一 南方谈话:确认继续改革开放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 |
| 二 中共十四大: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动力转换 |
| 第五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1992—2002)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共十五大和中共十六大 |
| 一 中共十五大:“三统一”思想的初步探索和设想 |
| 二 中共十六大:“三统一”思想的提出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基本思路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基本经验和实践面向 |
| 第六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2002—2007)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站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共十七大与“三统一”政治模式 |
| 一 中共十七大:“三统一”政治模式的形成 |
| 二 理解“三统一”政治模式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基本思路 |
| 二 “三统一”政治模式的形成 |
| 第七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起点 |
| 一 团结一致向前看 |
| 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之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之二:防范化解风险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之三:坚持正确的改革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为什么海外要重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
| (一)中国模式的兴起 |
| (二)华盛顿模式的困局 |
|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 |
|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概况 |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五、研究意义 |
| 六、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海外 |
| (二)中国学 |
| (三)海外中共学 |
| (四)海外中共党建研究 |
| 七、写作框架 |
| 第一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意识形态建设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调适 |
| 一、毛泽东思想 |
| 二、邓小平理论 |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 四、科学发展观 |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一、“中国梦” |
| 二、“四个全面”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内化机制 |
| 一、党内学习制度 |
| 二、党内集中教育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组织建设 |
| 第一节 组织构成 |
| 一、技术官僚 |
| 二、党员 |
| 三、新社会阶层入党问题 |
| 第二节 组织制度 |
| 一、干部任命制 |
| 二、干部考核制 |
| 三、干部选拔标准 |
| 四、干部培训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 |
| 一、领导小组 |
| 二、纪委 |
| 三、基层党组织 |
| 四、党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反腐败斗争 |
| 第一节 腐败成因及对策 |
| 一、腐败成因 |
| 二、反腐对策 |
| 第二节 对十八大之前反腐的评价 |
| 一、选择型反腐 |
| 二、打个“平手” |
| 第三节 对十八大以来反腐的评价 |
| 一、真反腐vs选择型反腐 |
| 二、反腐动因 |
| 三、反腐之道 |
| 四、反腐成效、影响及前景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执政前景 |
| 第一节 悲观主义 |
| 一、社会力量的增强 |
| 二、体制衰朽 |
| 三、悲观主义观点简评 |
| 第二节 乐观主义 |
| 一、出色的政党适应性 |
| 二、强大的治理能力 |
| 三、丰富的执政资源 |
| 四、乐观主义观点简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化 |
| 一、走向西式民主 |
| 二、走向中国特色民主 |
| 三、几种可能的民主模式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范式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范式 |
| 一、市民社会 |
| 二、法团主义 |
| 三、权威主义 |
| 四、合法性 |
| 五、政党适应性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定量研究 |
| 二、田野调查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一、贡献 |
| 二、不足 |
| 第二节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启示 |
| 一、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启示 |
| 二、对提升党建研究质量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选拔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4]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D]. 王琦. 吉林大学, 2019(03)
- [5]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制度-行为视角下贿赂的发生机制及治理研究[D]. 廖瑾莹. 南昌大学, 2019(01)
- [7]《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高晶华. 西安科技大学, 2019(01)
- [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丰俊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D]. 王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