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社会呼唤知识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陈静,陈成文,王勇[2](2021)在《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智慧治理”》文中研究表明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型期。信息社会必然呼唤市域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这种手段的创新主要就是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科技含量,即走向"智慧治理"。可以说,"智慧治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智慧治理"以精细化、系统化、科学化治理思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精准精细、协同增效、科学决策与风险防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智慧治理",要坚持"三个注重":注重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智慧治理"共同体;注重推进"智慧治理"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注重加强"智慧治理"的制度建设。
侯宪利[3](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研究说明“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桑雷[4](2020)在《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为应对信息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挑战,教育领域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着新的思考,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目标引领教育改革,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基本共识。从本质上讲,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就是关注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理解,必须将其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教育情境中去,不同背景、不同类型乃至不同学段的学生核心素养是不同的。研究聚焦职业核心素养,把核心素养放到职业发展变化的情境中进行理解,通过职业发展变化中人才素养关注点的变化,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职业发展变化对职业人才素养的要求,直接与职业环境和岗位能力相对接,关涉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岗位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性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指向于个体进入工作岗位,胜任岗位工作、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职业发展必需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集合。其核心特质在于其是一般职业素养的精髓和灵魂,具备联结或活化其它素养的意义化能力。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建构,必须将其限定在特定的背景下做针对性的理论探讨。基于模型构建与各种教育学理论的基本对应关系,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学理基础涉及到与内容相关的职业成长规律理论、与结构相关的多元智能理论、与要求相关的人职匹配理论。同时,结合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和学段特点,以及高职学生的个体成长特点,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模型构建需要综合考虑价值维度、结构维度和层次维度三个维度,在价值维度上体现出适应未来职业发展与人的终身学习需要,在结构维度上体现出强调个体、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在层次维度上体现出符合高职教育文化和学段发展特点。基于此,研究综合考虑企业人才需求和高职学生职业发展需要,着手构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采用“整合型”的构建思路,借助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研究方法,按照人与自我、人与工具、人与社会三个维度编制调查问卷,对江苏省8所高职院校的紧密型合作企业实施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411个,利用SPSS22.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素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析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要素28项。据此,构建起“同心辐射型”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其中,核心价值观为内核,职业品格与修养、生活与生涯素养、学习与创新素养、信息与技术素养四个层面为中间层,与之相对应的二十八项要素为外围层。通过对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着“重观念轻设计”目标割裂的问题、“重传授轻应用”理实脱节的问题、“重教育轻融入”协同不足的问题。探究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归因于理念的束缚、制度的羁绊和条件的约束。针对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高职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特征,以及素养的结构与特点,提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基本设想和可行路径。反映在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为素养培养提供了必要性基础,需要进一步明确培养主体的职责和功能,加强整合和互动,共同构建起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支持体系。在此基础之上的培养体系优化和管理机制革新则提供了可行性策略。其中,培养体系的优化是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有效培养的路径和方法,具体包括四项措施,即培养目标“嵌”素养,优化目标体系;课程教学“练”素养,优化内容体系;实践活动“攒”素养,优化服务体系;质量监控“验”素养,优化评价体系。管理机制的革新是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有效培养的条件和保障,为此需要完善四项机制,即“柔性化”的组织管理机制、“系统化”的课程管理机制、“双师型”的教师管理机制和“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机制。
杜庆昊[5](2019)在《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机器人、无人机等新产品不断升级,迭代速度原来越快;电子商务、网约车、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共享经济、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态,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字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诸如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产权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业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和放大,现有监管方式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治理,如何做到同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秩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传统的监管理念以政府监管为主,监管手段也以监管人员的线下监管为主,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变化快、技术壁垒高、融合联通能力强的特点,政府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信息难题、成本难题和法治难题。而数字经济的创新性、虚拟性、跨界性、流动性和平台性等特征,亟待多元主体发挥各自治理优势和作用,共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从实践上看,首先,协同治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在对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治理,具备一定的经验积累;其次,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治理起步较早,在协同治理应用实践上取得了可借鉴的积极成效,而中国正在经历传统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型,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最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水平已发育到一定程度,具备参与协同治理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看,还是从国内和国外现状看,运用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是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尝试了构建协同治理分析模型,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析模型是“JM模型”,也有国内学者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理论分析模型必须要与治理对象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理论的光芒。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既要考虑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也要考虑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仅政府内部就存在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因此本文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实际,对现有理论分析模型作了适应性修正,形成“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修正)”,重点增加了主体协同这一重要要素,以此为理论框架指导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一是关系协同,这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前提。要做到目标协同,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增进人的福祉为协同共治的目标;要做到理念协同,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学性的共治理念推动协同;要明确协同原则,既鼓励创新、又审慎包容;既强调自律、又坚持底线。二是主体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关键。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治作用和社会的共治作用;要重点做好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实现主体内部职责明确、关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重点实现组织网络、工作制度和技术平台的协同。三是机制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保障。根据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建立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国际合作治理机制等,以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质参与、共同行动和高效协同。当然,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是个新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研究还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明确数字经济的范畴和测算依据。此外,还要建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效果的评判提供重要参考。
崔有波[6](2019)在《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每一轮科技革命都可能会引发一轮教育革命,教育和学习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社会活动,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文字和学校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教育革命的到来,教育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教育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的到来,知识传播更为便利;第三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推动了规模化教学的发展,教育普及才真正得以推进。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期,网络信息技术正引发教育系统的全面变革,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学内容、教育体制与教育目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整个教育生态被重塑,信息和知识瞬息万变,不断学习成为社会成员的基础性需求。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素质需要提高,教育公平问题需要解决,社会创新活力需要激活,而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因此,建设全民、终身、全面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既是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又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选择。基于以上研判,本研究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教育冲突理论等理念工具,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界定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理清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的思想来源和历史演变,探究西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主要进展,分析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较传统教学模式和网络时代的教学模式的主要区别,辩证分析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探寻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导论部分首先解释了本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概括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教育革命,并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了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这一话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后,从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视角总结了学习型社会研究的主要进展,对网络教育、网络学习、虚拟学习社区等概念做了区分,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了互联网和学习型社会的主要内涵。通过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基于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和教育冲突理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过程。古代中国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和古希腊的“博雅教育”理念都可以看作是中西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思想萌芽,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古代中西方都未能实现。现代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都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多个时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求知欲望大增,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必然之举。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学习的兴起和国家的鼓励支持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重塑了教育生态。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教学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教学主体经历了从单主体论到双主体论、从小众化到大众化的转变;教学内容经历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从同质化到异质性的转变;教学从同时空性转变为超时空性,从年级年限制转变为无年级年限制;教学理念也经历了从师传生受到主动自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信息素养的转变;教学目的也从培养人才转变为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互联网的内在特性与功能对学习型社会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们的闲暇时间,打破了教学的时空限制,助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为全民终身全面学习创造了条件;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和学习转化力;助推实现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促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有助于构建学习型组织;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能够促进科研和学术的交流合作,促进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思维的培养,推动社会创新。同时,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加剧地域之间、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其次,“信息超载”现象会分散学习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增加信息辨识难度,降低学习质量,导致信息迷航,迷失学习目标。再次,“碎片化学习”方式的盛行会降低学习者的辨识能力和深度学习能力,并助长不良学习习惯的养成,最终降低学习的实际效果。另外,“网络依赖”会助长学习者的学习惰性,抑制社会成员的原创能力,并加剧网络安全威胁。最后,“网络失范”现象的频发可能会加剧网络不良信息和消极网络文化对社会成员的误导。因此,中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要用好互联网这柄双刃剑。网络时代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首先要营造公平、绿色、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这就需要打破网络壁垒、净化网络空间、完善网络法规和发展最新的网络信息技术。其次还要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打造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和高质量的网络学习资源,提高网络教学的效率,不断革新网络教学的方式。另外,还要加强对网络教学的审核与监管,防范资本对网络教学的过多干预,提高网络教学的规范性。结语部分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可能的拓展研究方向。
王梦昭[7](2017)在《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研究》文中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对提升大学教育质量的呼吁不断,引发了社会各方的关注,一方面,随着大学教育大众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提升了大众对大学教育的期待;另一方面,大学教育培养的出口,又遭遇了大学生从学涯进入职涯发展的种种障碍,由此,大学教育的作用遭到质疑。本论文由七个章节组成,基本思路是:找出问题,试图在宏观理论指导下,整合、扬弃历史资源,展开大学教学新方法的尝试;建立一个宏微结合、历史现实沟通、跨越中外的良性结构,寻求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措施、方法与技能,来应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使之得到妥善解决。第一章是立论与综述。立论部分,首先提出问题,目前的大学教学问题严重,从宏观层面说,有着名的“钱学森之问”和更为尖锐与直截的“钱理群之忧”。微观层面而言,存在着网络媒介时代,大学怎么教、如何学;大学教师的使命是什么,如何才能恪守教学职能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还具有国际性特点,成为全球大学教育的危机,需要积极稳妥应对;然后,确定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方法。综述部分分析评述相关文献,依次对“大学职能概念”、“大学职能内涵”、“大学教师教学职能”三个方面的文献,进行整理分类与评述,得出以往研究的两个缺失,即缺失理论框架的构建,缺失中国大学的历史追溯与反思,因而列为本文重点研讨的重点。第二章是理论辨析。首先是“职能”和“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的深入考察与概念确定,以及本文研究理论依据的确定。其次,探索大学教学职能的新结构。雅斯贝尔斯认为,“专业训练”(Fachschulung)“研究”(Forschung)和“教化”(Bildung)三大理念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可是,“专业训练”(教学)“研究”(科研)一直为人们重视,并与雅氏遗漏的“社会服务”构成了大学的“三大职能”;“教化”(Bildung)这一理念却被忽视而失落了。本文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理论为指导,得出了大学教学“三职能一理念”的新结构:“教化”的理念在上,下面是三大职能的支撑;理念引领职能,职能支撑理念,形成一个上下交流、左右互通的有机结构。同时,对超越雅斯贝尔斯,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教学资源充实理论构架内涵,作了初步设想。第三章是历史追溯。探讨中国的大学教学,不仅需要具有国际共识的理论指导,更需要对本土的大学教育历史做认真考察,对传统进行扬弃,弃其糟粕,扬其精华,这也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本文按媒介形式的演变,分口语传播、抄本传播、雕版印刷传播、机器印刷传播和音像传播五个阶段,考察我国古往今来大学教师教学职能履行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媒介革命与大学发展关联密切,对大学教学冲击猛烈,并对大学教学呈现几何级增速的影响。网络媒介时代的大学教学问题,是这个历史走势的必然延伸,因而速度会更急迫,强度也会更激烈。第四章是熔铸与构建。以第二章的理论结构为构架,充实以第三章古代大学教学的优质资源,对中外哲人前贤的思想进行扬弃,批判继承他们的思想,弘扬有益成分,摒弃其不良因素,纳入到“三职能一理念”体系中。进而对“德”的义涵作了深入的探究,与古代的“明德”传统、雅斯贝尔斯的“教化”理念相结合。以“以德统学”为统领,渗透到“转技为道”、“转知为智”和“转教为导”三个方面;又以这三个方面作为“以德统学”的支撑,形成一个良性结构,用以阐述当代大学教师的教学职能的具体内涵。以图实现“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和技术”。第五章是现实考察。本文的目的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寻找具有网络媒介时代特色的大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经过前几章的阐发,我们感到,必须寻求在“教化”理念指引下,与科研、社会服务互为联系的方法手段。本文采取质性研究的方法,糅合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的特点,对翻转教学等教学手法进行了考察。当然,这些新方法是一种尝试,尚不成熟与完善,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另外,相比科研与社会服务,教学原本是大学的唯一职能,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因而它的传统性、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翻转教学等方法,和“对话式”教学法一脉相承,自有传承,是媒介革命时期的转型;另一方面,即便翻转教学等新方法已经相对成熟,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法。第六章是总结与展望。提炼本文研究的几个重要结论:1、大学教师必须具备“德、才、力”,关爱学生、献身教育事业,掌握多种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才能出色地履行教学职能,复兴大学的生命力,增强大学的魅力;2、探究“教化”理念的引领作用,确立大学教师职能新构架、充实新内涵;3、探求网络媒介时代大学教学的新模式等。其次,本章还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对未来的后续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回答的是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的必然与理想标准。通过追溯中国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的历史传承,吸收优秀文化遗产;探索经典教育理念中,大学教师理想教学职能;思考大学教师教学职能与育人理念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大学教师教学职能发展的应然之道。
周军[8](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侯立平[9](2013)在《文化转型与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的变革》文中提出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形态与中国文化形态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世界文化转型所彰显的时代精神,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价值依据。文化转型对课程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课程既是文化的因变量,又是文化的自变量。作为文化的因变量,课程必然地对文化转型作出相应的反应;作为文化的自变量,课程自身的创造性又促进着文化的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课程研究范式由“课程开发范式”向“课程理解范式”的变革,既反映了文化转型对课程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中国设计教育在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历程中,教育价值观与课程设计因应着中国文化转型和世界文化转型历经变革,现代设计教育思想逐渐形成,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中国教育的骤然转型而引起了教育价值的殒失和办学方向的迷茫,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由于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诱因而产生了诸多问题,反之,这些问题形成了课程变革的内在动力。笔者通过田野调查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当今的时代精神,探讨中国当今教育价值观的变革以及相应的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培养目标设计、课程内容设计、课程结构设计和课程实施的变革方案。
张创伟[10](2013)在《西方学习型社会探究 ——基于原版文本的解读》文中提出本研究运用理解的研究方法,遵循文本与历史同一的原则,以西方成人教育学大师贾维斯(Jarvis,P.)的理论、观点与方法为基础,来解读西方学习型社会的原始文本(原版文献、原版着述等);通过价值关怀与理性诉求相结合、逻辑讨论与历史追寻相统一、文本理解与实践观照相结合、前进与回溯相结合的具体方法,来勾画西方学习型社会缩略图:一个背景(全球化)和历程(兴起、淡忘与归回);两个维度(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三个视角(政治学、伦理学和教育学),并从缩略图中导出对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启示。全球化背景。基本上,西方学者们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后期(late modernity)或后现代(post-modernity)的社会特征,纵然如此,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特征没有改变,它所培植的消费文化成为大众主流文化,这样的文化要求每个人不停地学习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由此造就了现实的学习型社会。起伏历程。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登上西方舞台,被认为始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富尔报告》的发布。该报告继承了早期终身教育作家们的乌托邦思想,不仅主张把学习作为社会的中心活动,而且提倡学习就是人的目的。但是,随着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蔓延,“教养社会”理想不再具有吸引力,一度失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人们对人力资本理论则情有独钟,经合组织倡导的终身学习概念得到流行。然而到九十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相反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因此,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德洛尔(Delors)报告》的卷首中写道:教育——必要的乌托邦,它应聚焦个人和社会发展,通过学习来丰富人。至此,学习型社会重新归回,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学习型社会实践与第一阶段已有所不同,“就业,包容、民主和自我发展”等社会发展议题注入其中。乌托邦维度。赫钦斯(Hutchins,R.M.)在《学习型社会》提出的“一个文化改变了的社会,经济目的不再是首要目的,就此,教育价值发生转变——从富国强兵、谋取职位到为了人的最高力量的完全发展”成了学习型社会的最高价值,显然,这种价值观包含了乌托邦的成分,这在后继的理论家作品中也得到了弘扬,兰森(Ranson,S.)、韦尔顿(Welton,M.R.)及贾维斯的理论都有乌托邦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西方文明或者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因为英国19世纪剧作家、诗人、散文家王尔德(Wilde,O.)的名言启示: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反乌托邦维度。反乌托邦维度是本研究的最后落脚点,它是对乌托邦维度的观照,从它导出对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启示。在福柯(Foucault,M.)看来,西方学习型社会不过是二种管制工具,它存在着诸多悖论;费耶什(Fejes,A.)的历史回顾发现终身学习包容了能包容的,同时也排斥能排斥的。为此,福柯提出了新的解放观——“逾越”,通过“事件化”方法——对事件、要素、关系和相关领域作复杂化和多元化理解,不把学习型社会看成是学习从国家、组织、教师主导、经济冲击力权力中解脱出来并作为自治、自由条件的社会形态,而重要的是人们把自己从学习中解放出来。政治学视角。学习型社会始于教育家的设想,但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教育范畴,成为社会理想、民主政治的共同实体。正如弗莱雷(Freire,P.)所言的教育总是政治的。确实,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学习型社会是由政治部门受全球化基础结构的压力而推出。民主“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其最高的价值依据是国家对人民福祉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富尔报告》的导言明确提出:必须全力支持民主,因为它是人避免成为机器奴隶的唯一途径,也是与人类获得智力成果的尊严相匹配的唯一条件。伦理学视角。个人主义和社会利益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它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冲突与道德危机,解决之道唯有回归人类关系的最高价值——“无私之爱”。所以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构建以“大爱”为最高价值的“共同体社会”成为时代的需要。学习型社会理想顺应了这种趋势,把仁爱作为道德的基础,并且也作为政治的基础。教育学视角。全球资本主义无疑影响了学习的性质,由于围绕新产品的知识没来得及嵌入文化,没能及时制度化,所以学习者本人必须成为知识的鉴别者和是否学习的决断者,在这个意义上,学习能力成为个人在全球化社会中立足的核心力量,但必须要看到,在西方社会,学习往往被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文化所绑架。对此,需要批判的眼光。为了探索学习的本真,必须理解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类型的根本过程,并对导致这种社会产生的价值进行探索,以此为基础,才能改革社会方向、构建更公平的社会。基于此,学习变革才有底蕴。对中国的启示。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党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尽管“民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民主,其实现都不能脱离公共理性,罗尔斯在《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中有这样的观点:“民主是真实的,不过要针对理性的人。”学习型社会致力于教育的价值转换——把教育看成是富国强兵的手段转向“使人成人”、“自我实现的人”与“理性的人”的活动。为此,以人民民主为依托的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致力于政治生活学习的理性,致力于经济生活学习的理性和致力于社会生活学习的理性。
二、信息社会呼唤知识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社会呼唤知识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四)文献述评 |
三、研究设计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二)理论基础 |
(三)具体方法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内容 |
四、核心概念 |
(一)现代性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2)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智慧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智慧治理”:基于信息社会理论视角的一种分析 |
1.1信息社会理论的基本观点 |
1.2信息社会理论视角中的“智慧治理” |
2“智慧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技术路向 |
2.1“智慧治理”实现了市域社会治理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 |
2.2智慧社会治理实现市域社会治理从分散到协同的转变 |
2.3“智慧治理”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转变 |
2.4“智慧治理”实现市域风险从事后处置到源头治理的转变 |
3“三个注重”: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治理”的目标取向 |
3.1注重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智慧治理”共同体 |
3.2注重推进“智慧治理”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 |
3.3注重加强“智慧治理”的制度建设 |
(3)“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第一章 “互联网+”与人类生存方式 |
第一节 互联网与“互联网+” |
一、什么是互联网? |
二、何为“互联网+”? |
三、“互联网+”催生新的哲学理念 |
第二节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 |
一、采集和渔猎的原始化生存 |
二、耕作和养殖的农业化生存 |
三、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生存 |
四、后工业时代的信息化和虚拟化生存 |
五、未来的智能化生存 |
第三节 “互联网+”的思维方式 |
一、何为互联网思维? |
二、“互联网思维”开启人类信息文明新时代 |
三、互联网思维是多维思维 |
四、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价值理念 |
第二章 “互联网+”引发人类生存方式的“化学反应” |
第一节 “互联网+”的生产方式 |
一、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
二、“互联网+”生产方式的特点 |
三、“互联网+”与“泛互联网” |
第二节 “互联网+”的组织方式 |
一、生产组织模式:从B2C到C2B |
二、协作组织模式:“网络众包”开始盛行 |
三、传播组织模式:碎片化的精准小众传播 |
四、社会治理方式:自组织的威力 |
第三节 “互联网+”的生活方式 |
一、“互联网+”的生活主体及其特征 |
二、“互联网+”的生活时空 |
三、“互联网+”的生产生活资料 |
四、“互联网+”的生活样式 |
五、“互联网+”的生活交往 |
第三章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新特征 |
第一节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生存的新时空 |
一、生存时间上的泛在性 |
二、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 |
三、“互联网+”时代的“时空辩证法”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的新样态 |
一、现实生存到虚拟生存 |
二、社群生存到类生存 |
三、生活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并行“交互” |
第三节 “互联网+”开辟了人类共享式生存新方式 |
一、共享经济产生共享式生存 |
二、共享式生存的互联网特征 |
三、共享式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
第四章 “互联网+”克服异化与“新异化” |
第一节 批判的互联网 |
一、脱胎于工业社会的互联网 |
二、工业文明现代性批判的进思理路 |
三、互联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视角 |
第二节 互联网的批判 |
一、克服异化后的“新异化” |
二、“去中心化”后的“新中心化” |
三、公权力对互联网的垄断 |
四、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的新威胁 |
五、物联网:使人对象化 |
第三节 人工智能:互联网异化的新疑问 |
一、何为人工智能? |
二、人工智能:人与非人,谁是主体? |
三、人工智能:打破技术孤岛 |
四、“智能生命体”能否与人和平共处? |
第五章 “互联网+”的哲学思考 |
第一节 “互联网+”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课题 |
一、本体论世界观的变革 |
二、认识论真理观的革命 |
三、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观的变革 |
四、价值观和哲学观的变革 |
五、落后民族跨越“卡夫丁峡谷”和“互联网+”的共产主义旨归 |
第二节 “互联网哲学思想”解读 |
一、“技术”和“关系”式解读 |
二、东西方文化式解读 |
三、批判式解读 |
第三节 “互联网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互联网让地球成为“小山村” |
二、网络命运共同体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四、“互联网+”推动人类“普遍交往” |
五、东方文明的互联网复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的背景 |
二、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进展 |
一、关于职业素养的内涵及培养研究 |
二、关于核心素养的内涵及结构研究 |
三、关于素质模型的理论及方法研究 |
四、关于学生素质的培养及评价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一、研究的思路 |
二、研究的内容 |
三、研究的方法 |
四、核心概念的界定 |
第二章 核心素养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关系探讨 |
第一节 职业发展变化中的素养考察 |
一、农业社会与操作技能 |
二、工业社会与职业能力 |
三、信息社会与核心素养 |
第二节 职业发展变化中人才素养的教育考察 |
一、职业人才素养教育的演进与发展 |
二、职业人才素养教育中的价值坚守 |
第三节 职业与教育互动中的职业核心素养及其价值 |
一、基于职业人才培养的职业核心素养理解 |
二、基于职业核心素养的高职教育价值表达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学理基础 |
一、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内容与职业成长规律理论 |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结构与多元智能理论 |
三、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要求与人职匹配理论 |
第二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维度考量 |
一、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价值维度 |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结构维度 |
三、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层次维度 |
第三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模式选择 |
一、国外典型的核心素养模型 |
二、我国典型的核心素养模型 |
三、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可行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及结构分析 |
第一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流程 |
一、模型构建的思路与方法 |
二、问卷的编制与调查实施 |
三、调查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
第二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结构特征 |
一、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 |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特征 |
第三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要素描述 |
一、职业品格与修养:要素及其表现 |
二、生活与生涯素养:要素及其表现 |
三、学习与创新素养:要素及其表现 |
四、信息与技术素养:要素及其表现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的调查分析 |
第一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分析 |
一、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情况调查 |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情况调查 |
第二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
一、重观念轻设计,素养培养存在目标割裂的问题 |
二、重传授轻应用,素养培养存在理实脱节的问题 |
三、重教育轻融入,素养培养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 |
第三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问题诊断 |
一、理念的束缚:校企合作中冷热不均的“壁炉现象” |
二、制度的羁绊:组织管理中各行其是的“梗阻现象” |
三、条件的制约:资源配置中强弱分明的“失衡现象”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体系优化及保障 |
第一节 指向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主体协同 |
一、多主体结合:明确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主体责任 |
二、多要素互动:加强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资源整合 |
第二节 指向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体系优化 |
一、培养目标“嵌”素养,优化目标体系 |
二、课程教学“练”素养,优化内容体系 |
三、实践活动“攒”素养,优化服务体系 |
四、质量监控“验”素养,优化评价体系 |
第三节 指向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机制革新 |
一、“柔性化”组织管理机制与素养培养活力 |
二、“系统化”课程管理机制与素养培养动力 |
三、“双师型”教师管理机制与素养培养能力 |
四、“深层次”校企合作机制与素养培养合力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语 |
一、研究的结论及观点 |
二、研究的创新、反思及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5)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 |
二、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
三、数字经济发展挑战社会治理能力 |
四、数字经济治理研究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演变 |
二、协同治理的研究综述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四、研究评述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一、理论价值 |
二、应用价值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可能的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涵及逻辑基础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一、数字经济 |
二、数字经济治理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理论内涵 |
一、协同的内涵 |
二、治理理论 |
三、协同治理的内涵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逻辑基础 |
一、逻辑起点:防范和化解数字经济风险 |
二、现实困境:传统政府监管已不适应数字经济特征 |
三、动力引擎:数字经济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
四、路径选择: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第三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国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一、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二、非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三、系统协同治理方面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注重战略制定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格局尚未形成 |
三、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亟待提高 |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
一、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理论分析框架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第四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系协同研究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目标的协同 |
一、直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二、根本目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三、最终目标:增进人的福祉 |
第二节 数字经济治理理念的协同 |
一、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
二、遵循法治的治理理念 |
三、注重科学性的治理导向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原则 |
一、国际互联网治理原则 |
二、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原则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的协同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正当性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边界性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权力主体 |
四、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国别特色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协同研究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分析 |
一、政府主体分析 |
二、企业主体分析 |
三、社会主体分析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分析 |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二、发挥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 |
三、加强企业主体的自我规制 |
四、发挥行业组织和公民的共治作用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内部协同 |
一、政府主体的内部协同 |
二、企业主体的内部协同 |
三、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 |
一、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保障分析 |
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要素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第六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机制协同研究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一、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的要素分析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
一、共同行动保障: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 |
二、共享动机保障: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 |
三、实质参与保障: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 |
四、高效协同保障: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机制建设 |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二、注重中国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协同 |
三、发挥新型国际组织的治理作用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结论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一)互联网 |
(二)学习型社会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一)社会转型理论 |
(二)网络社会理论 |
(三)教育冲突理论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历史脉络 |
一、古代中西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思想渊源 |
二、现代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展 |
三、西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展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 |
一、信息时代人民的求知欲望大增 |
二、传统的教学体系存在缺陷 |
三、应对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
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可能性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
二、网络教学的兴起 |
三、国家鼓励开展网络教学 |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 |
第一节 教学主体的不同 |
一、从“单主体论”到“双主体论” |
二、从“小众化”到“大众化” |
第二节 教学内容的不同 |
一、教学内容从“有限性”到“无限性” |
二、教学内容从“同质性”到“异质性” |
第三节 教学时空的不同 |
一、教学从“同时空性”到“超时空性” |
二、教学从“年级年限制”到“无年级年限制” |
第四节 教学理念的不同 |
一、从“师传生受”到“主动自学” |
二、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信息素养” |
三、教学目的从“培养人才”到“自我完善” |
第三章 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 |
第一节 为全民终身全面学习创造条件 |
一、增加闲暇时间 |
二、打破教学的时空限制 |
三、助推教育公平的实现 |
第二节 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学习力 |
一、激发社会成员的学习动力 |
二、提高社会成员的学习能力 |
三、有助于培养学习毅力 |
四、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
五、有助于提高学习转化力 |
第三节 有助于构建学习型组织 |
一、有助于组织成员实现自我超越 |
二、有助于改善组织成员心智模式 |
三、有助于凝聚共同愿景 |
四、促进开展团队学习 |
五、有利于进行系统思考 |
第四节 满足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
一、互联网有助于促进多元化学习 |
二、互联网有助于促进个性化学习 |
三、互联网时代个性化与多元化学习的技术与实践 |
第五节 促进创新性学习 |
一、互联网促进科研和学术的交流合作 |
二、互联网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
三、互联网促进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
第四章 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 |
第一节 “数字鸿沟”挑战教育公平 |
一、“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与具体表现 |
二、“数字鸿沟”可能扩大“教育鸿沟” |
第二节 “信息超载”模糊学习焦点 |
一、分散学习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 |
二、增加信息辨识难度,降低学习质量 |
三、导致信息迷航,迷失学习目标 |
第三节 “碎片化学习”降低学习效果 |
一、“碎片化学习”的成因与特征 |
二、“碎片化学习”降低学习效果 |
第四节 “网络依赖”降低学习动力 |
一、“网络依赖”的成因与表现 |
二、“网络依赖”降低学习动力 |
第五节 “网络失范”误导学习方向 |
一、“网络失范”的原因与表现 |
二、“网络失范”误导学习方向 |
第五章 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营造良好的网络教学环境 |
一、实现网络教学资源的共享 |
二、营造健康的网络教学环境 |
三、为网络教学提供安全保障 |
第二节 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 |
一、建设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 |
二、提高网络学习的效率 |
三、利用最新信息技术革新教学方式 |
第三节 提升网络教学的规范性 |
一、加强网络教学的审核与管理 |
二、防范资本对网络教学的过多干预 |
结语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一)互联网的内在特征顺应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
(二)互联网只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种辅助性手段 |
(三)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 |
(四)互联网促进了“泛教育”和“泛学习”时代的到来 |
(五)互联网时代学会“学习”比学习知识更重要 |
二、可能的拓展研究 |
(一)教学活动在互联网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的规律与趋势 |
(二)教育事业的进步对互联网发展的影响 |
(三)网络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警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研究缘起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大学职能”概念的研究综述 |
二、“大学职能”内涵的研究综述 |
三、“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研究综述 |
四、“大学职能”研究的缺失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方法 |
一、文本分析法 |
二、质性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之处 |
一、探索“媒介史观”下的教学职能发展脉络 |
二、探究“教化”理念的引领作用 |
三、探寻我国古代“明德”传统 |
研究路线图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界说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
一、职能 |
二、大学教师教学职能 |
第二节 、研究的依据 |
一、洪堡的教育理念与大学职能观 |
二、雅斯贝尔斯的教育理念 |
三、伊里奇的社会批判及教育理念 |
四、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 |
第三节 、当代大学教师职能的内涵 |
一、“第四职能”探讨的启示 |
二、“教化”理念的失落与复归 |
三、当代大学教师职能体系的构成 |
第四节 、当代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的内涵 |
第三章 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的历史演变 |
第一节 、口语传播时代的教师教学职能 |
一、口语传播时代教育概况 |
二、口语传播时代的教师教学职能 |
第二节 、抄本传播时代的大学教师教学职能 |
一、官学时期 |
二、私学时期 |
三、太学时期 |
四、国子学时期 |
第三节 、雕版印刷时代的大学教师教学职能 |
一、理学兴盛时期 |
二、书院崛起时期 |
第四节 、机器印刷时代大学教师教学职能 |
一、机器印刷时代大学教育概况 |
二、机器印刷时代的教师教学职能 |
第五节 、音像传播时代大学教师教学职能 |
一、广播教育发展概况 |
二、电视教育发展概况 |
三、音像传播时代的教师教学职能 |
第六节 、大学教师教学职能历史演变的反思 |
一、政统道统职能的演变 |
二、教育对象的演变 |
三、教师才能要求的演变 |
四、教师教学职能的演变 |
第四章 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的审视 |
第一节 、以德统学 |
第二节 、转技为道 |
第三节 、转知为智 |
第四节 、转教为导 |
第五节 、媒介革命与大学教师教学职能 |
第五章 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的叙事案例研究 |
第一节 H大学的教师访谈背景 |
一、研究场域、研究参与者 |
二、研究反思 |
三、参与者的话 |
第二节 、育人目标定位与再塑 |
一、课程内容的引导者:触类旁通、推己及人 |
二、课程评价的组织者:交往与对话 |
三、教师的教学交往:和谐的师生关系 |
第三节 、网络媒介时代的赋予 |
一、翻转教学工作室:功夫在课外 |
二、网络思政工作室:线上与线下的辨析 |
三、网络平台与网络学习:教学助力 |
四、教师的教学发展:向内与向外的需求 |
第四节 、终身学习行动的延续 |
一、职业生涯发展课程:学生的生涯导师 |
二、教师的内在生命价值:奉献中自有收获 |
三、教师的教学反思:促进自我研究 |
第五节 、指向卓越的自我修养 |
一、教书育人:平凡中蕴藏的朴素追求 |
二、躬亲共守:我的人生导师 |
三、走向卓越:教师的职业追求 |
第六节 、总结 |
一、教师眼中的职业角色 |
二、教师眼中的职业环境 |
三、教师眼中的职业素养 |
四、网络媒介在教学中的作用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改进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教师访谈提纲 |
附录二 、采访样本转录情况 |
附录三 、T6教师的工作志 |
附录四 、T12 教师的工作志 |
附录五 、T14 教师的工作志 |
附录六 、T13 教师的工作志 |
附录七 、T4教师的工作志 |
附录八 、T16 教师的工作志 |
附录九、范德堡大学教师服务中心 Center For Teacher 在线学习目录 |
附录十 、大学教师素养的词频分析 |
附录十一、课程基础评教反馈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现有研究水平 |
1.2.2 存在问题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基本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变革的时空坐标 |
2.1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 |
2.1.1 行政改革:西方改革的时代意涵 |
2.1.2 时代课题: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
2.1.3 理论建构:政府变革的现实关怀 |
2.2 面向社会现实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 |
2.2.1 西方对未来治理模式的探索 |
2.2.2 中国改革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实践面向 |
2.3 在时代背景中寻找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
2.3.1 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坐标 |
2.3.2 新的时空坐标系的生成 |
2.3.3 定位政府模式及其坐标 |
第3章 空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全球化视野 |
3.1 正确定位全球化 |
3.1.1 地域化、世界化与全球化 |
3.1.2 作为一场历史运动的全球化 |
3.1.3 全球化视野中的制度创新 |
3.2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 |
3.2.1 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 |
3.2.2 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 |
3.2.3 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
3.3 全球正义诉求中的政府变革 |
3.3.1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
3.3.2 正义遭受质疑及其重建之路 |
3.3.3 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球正义 |
3.4 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政府转型 |
3.4.1 人类社会携手合作的动力 |
3.4.2 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
3.4.3 建构支持全球合作的政府 |
第4章 时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后工业化取向 |
4.1 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多种理解 |
4.1.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
4.1.2 后工业社会概念外延的扩展 |
4.2 社会治理后工业分析的多元语境 |
4.2.1 后工业行政中的服务要素 |
4.2.2 把信息技术应用于组织设计 |
4.2.3 后工业经济的质量增长方式 |
4.2.4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 |
4.3 后工业化进程中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 |
4.3.1 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 |
4.3.2 能者统治的社会及其改进方案 |
4.3.3 治理责任承担合作路径的建构 |
4.4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 |
4.4.1 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尝试 |
4.4.2 破解组织中心—边缘结构 |
4.4.3 建构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 |
第5章 复杂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
5.1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 |
5.1.1 在简单的环境中寻求确定性 |
5.1.2 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社会治理 |
5.1.3 社会高度复杂性提出的挑战 |
5.2 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 |
5.2.1 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 |
5.2.2 复杂性增长中的控制失灵 |
5.2.3 建构任务型组织的逻辑 |
5.3 政府模式变革的复杂性理论视角 |
5.3.1 还原论、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论 |
5.3.2 用复杂性理论看后工业化的现实 |
5.3.3 复杂性增长中的政府模式建构 |
5.4 风险社会中的政府模式变革 |
5.4.1 风险社会提出的变革要求 |
5.4.2 政府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5.4.3 德制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 |
第6章 创造性:复杂性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创造智慧 |
6.1 知识—智慧体系中的政府变革逻辑 |
6.1.1 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
6.1.2 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
6.1.3 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智慧 |
6.2 生产体系变革中的政府模式转向 |
6.2.1 工厂体系映射下的社会治理逻辑 |
6.2.2 分工—协作体系中控制导向的政府 |
6.2.3 网络化生产体系中的服务型政府 |
6.3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变革要求 |
6.3.1 从分析到综合的科学体系 |
6.3.2 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 |
6.3.3 创造性科学兴起中的政府 |
6.4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
6.4.1 变革时代的创造性技术 |
6.4.2 技术聚合中的政府创新 |
6.4.3 创造性社会的治理变革 |
第7章 网络结构:创造性技术兴起中的社会变迁 |
7.1 网络化—去中心化:建构作为行动者的政府 |
7.1.1 在边界消融中生成的合作关系 |
7.1.2 空间特性变革中的网络化思维 |
7.1.3 社会去中心化中的行动者建构 |
7.2 符号化—虚拟化:引发政府思维方式的革命 |
7.2.1 现实的符号化所建构的现实 |
7.2.2 虚拟世界中的虚拟思维范式 |
7.2.3 时空约束衰落中的政府变革 |
7.3 个性化—多元化:促进社会走向成熟自治 |
7.3.1 个性化的“新人类”及其性格 |
7.3.2 从人的总体性到社会的多元化 |
7.3.3 成熟自治社会中的政府变革 |
7.4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
7.4.1 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
7.4.2 社会结构:从等级制到网络结构 |
7.4.3 政府模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文化转型与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课题的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概念的厘清 |
第四节 课题研究的运思 |
第五节 研究的意义 |
第二章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转型概述 |
第一节 世界观的变革 |
第二节 社会现实的变革 |
第三节 知识型的变革 |
小结 |
第三章 文化转型与课程变革 |
第一节 文化转型与课程变革的关系 |
第二节 20世纪以来美国课程范式的变革 |
第三节 20世纪以来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与课程设计的变革 |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培养目标设计的变革 |
第一节 培养目标设计的基本知识 |
第二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培养目标设计的现状 |
第三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培养目标设计的变革 |
第四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目标设计的变革 |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内容设计的变革 |
第一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内容设计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课程内容设计的依据 |
第三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内容设计的变革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结构设计的变革 |
第一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结构设计的现状 |
第二节 课程结构设计的原则 |
第三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结构设计的变革 |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实施的变革 |
第一节 课程实施的基本取向 |
第二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实施的现状 |
第三节 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实施的变革 |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第一节 文化转型与课程变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
第二节 世界文化转型对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变革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在课题研究期间的学术活动与成果 |
(10)西方学习型社会探究 ——基于原版文本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醒悟 |
二、尝试 |
三、豁然 |
四、提炼 |
第二节 研究方案 |
一、概念厘定 |
二、成果追溯 |
三、研究目的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框架 |
第二章 历程概览:西方学习型社会实践演进 |
第一节 乌托邦:学习型社会倡议运动 |
第二节 后现代:学习型社会隐喻 |
一、伊里奇的后现代学习型社会 |
二、后现代世界 |
三、信息社会和后现代文化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话语:学习型社会归回 |
一、学习型社会归来 |
二、雇主的议题 |
三、拥有或成为 |
第三章 学习型社会:作为全球化基础结构压力的产物 |
第一节 全球化模型 |
一、何谓全球化 |
二、“社会全球化模型”(A global model of societies)与“社会多层结构模型”(A multi-layered model of society) |
三、结语 |
第二节 全球资本主义文化 |
一、何谓全球资本主义文化 |
二、全球资本主义文化传播 |
三、结语 |
第三节 全球化与学习型社会 |
一、全球化促成学习型社会事实 |
二、全球化生成的学习现实 |
三、结语 |
第四章 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必要的乌托邦 |
第一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论 |
一、商业资本主义和宗教 |
二、产业资本主义、教会与国家 |
三、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式微 |
四、结语 |
第二节 乌托邦的特质 |
一、乌托邦的由来 |
二、政治的乌托邦 |
三、教育的乌托邦 |
四、结语 |
第三节 乌托邦与学习型社会构想 |
一、赫钦斯的乌托邦:派迪安(Paideia)原型 |
二、兰森的乌托邦:民主的学习型社会 |
三、韦尔顿的乌托邦:公正的学习型社会 |
四、贾维斯的乌托邦:共同体学习型社会 |
五、结语 |
第五章 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民主制度 |
第一节 作为民主的学习型社会 |
一、民主的概念 |
二、民主的模式 |
三、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 |
四、作为民主的学习型社会 |
五、结语 |
第二节 学习型社会的政策表述 |
一、一个通用模型:社会压力产生学习型社会政策 |
二、国际政治代理 |
三、国家政策 |
四、地区和本土回应 |
五、非政府组织宣言 |
六、结语 |
第六章 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伦理框架 |
第一节 伦理及道德发展阶段 |
一、伦理之善的性质 |
二、道德发展阶段 |
三、结语 |
第二节 现代的精神与价值 |
一、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 |
二、个人主义和自由 |
三、理性和实用主义 |
四、结语 |
第三节 现代资本主义伦理 |
一、现代性的伦理价值 |
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 |
三、结语 |
第四节 学习型社会的伦理期待 |
一、时间和变化 |
二、回溯美德 |
三、仁爱的关系 |
四、“仁爱”作为道德普遍基础的正当性 |
五、另一种乌托邦 |
六、结语 |
第七章 学习型社会:作为一场教育变革 |
第一节 学习:本体意义上的理解 |
一、学习过程 |
二、经验的性质 |
三、社会背景的结构与行为 |
四、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学习(learning within a cultural context) |
五、结语 |
第二节 终身学习:全球化背景的解读 |
一、从成人教育到终身学习 |
二、全球化对终身学习的驱动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终身学习现实 |
四、结语 |
第三节 世界性:学习的最高宗旨 |
一、学习:自觉生活的基础 |
二、世界性:学习的最高宗旨 |
三、结语 |
第八章 对理解的再理解及启示 |
第一节 学习型社会:一种新自由主义管制工具 |
一、学习型社会:一种管制工具 |
二、缺憾:包容与排斥 |
三、逾越:一种新的解放观 |
四、结语 |
第二节 启示:人民民主与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 |
一、公共理性: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 |
二、人民民主:公共理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用 |
三、结语 |
第三节 论文的不足及展望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的课题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信息社会呼唤知识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2]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智慧治理”[J]. 陈静,陈成文,王勇. 城市发展研究, 2021(04)
- [3]“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4]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D]. 桑雷.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5]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D]. 杜庆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D]. 崔有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研究[D]. 王梦昭.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8]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9]文化转型与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的变革[D]. 侯立平. 中央美术学院, 2013(08)
- [10]西方学习型社会探究 ——基于原版文本的解读[D]. 张创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