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制裁与犯罪预防（论文文献综述）
孙国祥[1]（2021）在《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转型与企业合规改革》文中认为单位犯罪是刑事政策的产物,单位犯罪的发展同样受变动不居的刑事政策掣肘。晚近以来,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正在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是司法机关正在实践作为现阶段应对单位犯罪重要制度的企业合规改革,体现的是国家与企业对单位犯罪的合力"共治",与此相连的是单位犯罪处罚制度也正在悄然发生变革。但在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转型中也蕴藏着立法与司法相互抵牾的风险,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制功能被刑事政策弱化或者消解。理性的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目标是,司法既不能对单位犯罪无原则和无章法地退让,一味从宽,乃至虚置立法;也不能一味从严,不能一棍子打死,应该给涉罪的单位留有重生的机会。刑事合规契合了这一政策目标。企业合规改革并非对单位犯罪单向度的从宽,同样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李磊明[3]（2020）在《刑法谦抑理论研究 ——以法哲学为思考路径》文中提出法哲学与法理学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适用上存在共性,刑法谦抑属于刑法哲学的范畴,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法理学色彩。刑法谦抑的理论研究旨在探寻国家刑罚权的正当性根据和适用维度,以期在法的社会防卫价值和人权保障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刑法谦抑理论研究在刑法哲学和法理学的研究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起步较晚,在重刑主义和刑罚万能论的影响下,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国际社会还存在一定差距。刑法谦抑的引入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刑法理念奠定了基础,其对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人权的推崇和对报应主义、威慑主义等传统刑法理念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重刑主义和刑罚万能论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我国刑事法治的未来发展找到了突破口。刑法谦抑的法理内涵、价值追求与合理性根据作为理论前提,重新审视我国刑法理念,并在借鉴西方国家刑法谦抑实现之主流路径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刑法谦抑实现路径的最终选择。刑法谦抑是法哲学家们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在各自所处时代及其拥有的实证知识、人文精神、逻辑和法则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刑法之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根据和发展方向的解读,从而得出的关于探寻刑法适用之合理维度的推论性总结。刑法谦抑并非人之意志创造的某种刑法特性,它客观存在于刑法的本质当中,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掘和利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刑事法理念的完善,人们对刑法谦抑的认识也将愈来愈全面,刑法谦抑的外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正义、自由和效益是刑法谦抑的核心价值取向,在法学家们的不断探索与发掘过程中逐渐呈现于世,对人类社会的法治进程起到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刑法谦抑对刑法体系的作用与效能贯穿始终,也可以说,刑法史也是一部谦抑精神发展的历史。刑法谦抑萌芽于西欧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自然法学派的人权保障理念和法治思想对刑法谦抑的萌芽起到重要作用,霍布斯、孟德斯鸠、贝卡利亚等法学家的学术贡献,让刑法谦抑在黑暗的中世纪初见光芒,罪刑法定主义、罪刑均衡主义和刑罚人道主义等学术主张即成为刑法谦抑萌芽阶段的主要诉求。随着分析法学和自由主义法学派的兴起,它们在对古典自然法理论进行扬弃的同时,将实证分析的思维方法引入了法学研究领域,为铺设通往“理想世界”的“自由之路”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刑法谦抑从萌芽走向成型指明了方向。边沁将快乐与痛苦作为功利主义的核心,并将功利主义作为其刑罚论的哲学基础,为刑罚配置的均衡性与正当性划定了理论上的限度。通过实证分析和比较,韦伯对于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特别是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将刑法谦抑放在社会学的语境下进行实证解读,就刑法谦抑对刑法的干预能力予以了重新审视,直面刑法之于某些社会领域干预的无效性,对刑法干预范围的限制提出了新的的要求。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重刑主义”的治国理念始终占据主流,但古代刑法依然向着轻缓、紧缩的“慎刑”观方向发展,这可以视为刑法谦抑在民主法治下的当今中国立足的本土基础。依法治国方略为实现中国本土文化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契合提供了可能,其法理内涵与刑法谦抑有着密切联系,并为刑法谦抑的中国之路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此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犯罪态势和滞后、稳定的成文刑法体系之间起到“粘合剂”的作用,通过对刑事司法工作提供适当的政策指引,既为司法工作者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轻重适度的刑罚手段指明了方向,也为他们在宽泛的法定刑幅度内准确量刑提供了正当性依据,这是刑法即有规范难以应对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而司法工作者的“机器思维”又使之无法胜任“抽象正义”之阐释者的合理化选择,也恰好契合了刑法谦抑在当今中国社会之实现和发展的需要。刑法谦抑不仅体现在对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影响上,更体现在刑法理念的完善上,只有具备正确的刑法理念,刑法谦抑在我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建立人权保障理念、形式理性理念和轻刑化理念是刑法谦抑得到尊崇和推行的重要前提。如今,人权保障理念已在我国刑事法治领域得到认可,但形式理性理念和轻刑化理念的建立仍需努力。在以刑法谦抑为视角的刑法人权保障之路上,“犯罪圈”和国家刑罚权将日益紧缩,对应的,市民的自由权利和自决空间将日益扩张。形式理性理念强调法律适用的独立和统一性,反对其他社会规范对法律适用和法律自逻辑体系的侵扰。实质理性理念对犯罪构成体系的滋扰是我国刑法体系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将在实质理性的影响下冲破罪刑法定原则的束缚,陷入罪行擅断的泥沼。在刑法谦抑的视角下,我国当前盛行的实质理性理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刑事法治的未来发展,必须将形式理性理念的培养与贯彻作为未来刑事法治的重中之重。轻刑化理念是刑法谦抑的必然要求。但时至今日,轻刑化理念仍活跃在学术层面,在我国刑事法实践中则进展缓慢,相较而言,重刑主义虽然在学界被普遍否定,但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层面仍然占据主流,与刑法谦抑的抑制性主张形成鲜明反差。配套制度和体系的建构是理念转化为现实的前提条件。虽然世界各国国情不同,法律制度也大相径庭,但是判断刑法谦抑实现与否的判断标准是一致的,进而可以分析得出刑法谦抑在当下中国的实现会遇到重重障碍。如何兼顾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和保障公民权利自由行使的理性平衡,对现有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中蕴涵的先进刑法理念值得我国借鉴,但由于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现状和刑事司法体系的完善程度与西方国家仍存在较大差异和距离,因此,目前无法成为我国刑法谦抑实现的唯一基本路径。市民刑法,是刑法规范在市民社会发展壮大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紧缩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刑法的制定和适用以对市民自由和尊严的保障为前提,严禁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任意动用刑罚手段干预市民社会的自决权利。市民刑法恪守刑法谦抑的价值准则,将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原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美德,作为市民社会对刑法的要求,为刑法谦抑的实现奠定了宪治基础、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向市民刑法转变”是引导我国刑法实现谦抑的必然选择。
夏陈婷[4]（2020）在《行政犯的行政处罚与刑罚流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行政犯的犯罪圈扩大化与行政犯的刑罚设计趋重的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随着社会行政治理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行政违法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另一方面基于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成本的考量,行政犯的法定刑相对于自然犯而言偏高,以致于行政犯的判决刑畸重的情形屡见不鲜。在笔者看来,纵观世界各国刑法的发展过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并生问题而非单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犯罪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旧类型行为的非犯罪化和新类型行为的犯罪化。犯罪圈的调整取决于社会价值观的变动,而社会价值观保持恒变趋势,犯罪圈的不断调整也是应有之义。总之,刑法的发展历程必然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共同发展的过程,在社会环境剧烈改变的前提下,强求限制犯罪化进程或刻意缩小犯罪圈未必都是适宜刑法发展的最好选择。在充分实现刑法的功能和价值的前提下,均衡发展非犯罪化及刑罚替代措施是缓和不可避免的犯罪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有效方式。鉴于行政处罚适用的频繁性以及与日常生活的高度关联性,行政处罚能够在思想和法律效果方面更深刻地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行为,其在维持法秩序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同时在低关联法益行政犯中,行政处罚可以成为刑罚的构成要素,体现为行政处罚→刑罚进程,同时行政处罚作为影响应受处罚性的要素,可以作为刑罚解除事由,体现为刑罚→行政处罚进程。因此,可以在限定的行政犯种类中尝试构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双向流动机制,在确定的范围内实现处罚的流动,为行政犯罪的刑罚替代措施提供不同的选择。第一章我国行政犯的分类研究旨在研究和明确行政处罚与刑罚流动机制的运行范围。分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为进一步理解和解决问题提供逻辑前提,法学分类研究也应当服务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和应用目标。由于传统的行政犯分类法不能很好地解决本文讨论的双罚流动机制运行前提问题,同时由于我国犯罪认定采用“定性+定量”模式并随着加重要素的升量而提高法定刑,现有的行政犯在同一罪名中也存在类型不同的情形,刑法条文中以“行政违反+加重要素”方式规定的犯罪,都具备自然犯或刑事犯的特征,不是本文讨论的行政处罚与刑罚流动机制的运行范畴。有学者认为“法益性的欠缺”是法定犯（行政犯）的先天缺陷,理由在于法定犯（行政犯）是单纯违反禁止规范的犯罪,是对国家规定的单纯不服从,并没有实质地侵害法益。但该观点忽视法益本身是变动的函量,行政不法本身就是侵犯法益的行为,只是在将行政不法纳入刑事不法的范畴时,需要考量时代变化导致的价值迁移,因此,行政犯的问题不在于“法益性的欠缺”,而是如何准确界定行政犯侵犯的法益。因此,本文按照行政犯的要件行为与侵犯法益的关联程度,即根据“行为与法益侵害之间可通过自然科学证实的抽象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现有的行政犯大致区分为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和高关联法益类行政犯,其中低关联程度类行政犯仅指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抽象危险犯,包括大量具有侵犯或威胁法益保护可能性的行为、大量同类行为聚合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以及侵犯法益行为的预备犯等;而高关联程度类行政犯指的是造成具体损害后果的实害犯或者具备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要素的复合型犯罪。按照上述分类,以“行政违反+加重要素”方式规定的行政犯罪名按照罪质程度可以区分为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和高关联法益类行政犯,对之可以采用不同的处置措施。相较于高关联法益类行政犯,低关联法益类犯罪的刑事不法内容较少,尽管其创设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但因为欠缺实然的损害后果,因此可以通过其他相应措施降低或解除其创设的风险,可以考虑通过行政处罚措施解除刑罚适用。第二章行政处罚作为刑罚成立条件的进程和法理依据旨在阐释行政处罚和刑罚流动机制中行政处罚向刑罚的流动趋势。参照德国刑法关于刑事不法和行政不法界分理论,分析和阐释行政处罚在行政犯刑事违法性认定中的地位和作用。行政处罚的不法内容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和行政违法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从客观危害来看,行政处罚之后的同类行为表明行为次数已然达到两次以上,而两次以上的同类行为的客观危害主要表现为量的积累;从主观罪过来看,在行政处罚之后仍然实施同类行为,表明行为人在明知行为违法的前提下,仍然没有放弃违法行为的主观意愿,其对法律规定的漠视与否认,表明其人身危险性随着其实施同类行为的次数呈现递增的状态。我国刑事不法认定的构成要件理论主要从实施行为的行为要素和责任要素角度进行界定,更多的是从客观角度进行评判,但是对行为人的主观要素评价不足。作为替代措施,以行政处罚作为认定刑事不法的条件则可以从主观评价角度更好地弥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不足。在肯定行政处罚作为认定行政犯刑事违法性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本章梳理行政处罚分别作为立案追诉条件、法定刑升档条件、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条件、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条件的司法适用,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行政处罚在刑事不法认定中应用广泛,在补足行政犯的主观认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章继续讨论在行政处罚作为刑罚成立条件的进程中,行政处罚和刑罚可能存在包容关系和并列关系,即行政处罚既可以成为刑罚成立条件,也可以和刑罚并罚。行政处罚能够作为刑罚成立条件,或者和刑罚并罚,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处罚的补充性,即行政处罚作为尚未达到犯罪标准的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效果,与作为达到犯罪标准的刑罚法律效果达成法律制裁手段的衔接,因此行政处罚可以作为刑罚的补充手段,对未及刑罚或刑罚不及的轻微法益侵害进行规制。同时,累犯制度的合理性论证同时为行政处罚作为刑罚成立要素的论证提供参照路径,即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共同作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包容关系的前提,对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入刑的基础是行为人拒不悔改的主观意识和持续升级的人身危险性。随着罪量的升级,行为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升级,表明行政处罚向刑罚的流动,刑罚作为行政处罚的加重处罚,体现了人身危险性作为从重处罚正当性依据的思想。而行政处罚与刑罚的两种关系均未违背重复评价原则,原因在于无论国际公约抑或国家宪法规定均将否定性评价限于刑事程序及刑事制裁,同时行政处罚和刑罚两种制裁方式并未构成同质处罚,行政处罚不能达到和刑罚惩罚的相同效果,其本身不是被禁止的重复评价内容,只有和刑罚发生同等法律效果的部分才应予以排除。第三章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的进程和法理依据旨在阐释行政处罚和刑罚流动机制中刑罚向行政处罚的流动趋势。本章以《刑法》第201条第4款逃税罪的“初犯免责”条款为例,讨论行政处罚的履行作为免于刑事责任的事由的理论依据。依照德国刑法的客观处罚条件说,行政处罚作为实行行为的事后措施,行为效力在于其及时弥补实行行为造成的侵害后果,溯及性地消除已经成立的应受处罚性,由此具备解除刑罚的优势评价,应当予以正面肯定并获得刑罚的豁免。从理论选择上来看,该条款的刑法教义学释义应当适用刑罚解除事由（事后的解除）,而非目前通识的刑罚阻却事由（伴随的阻却）。而个人之刑罚解除事由和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一样,都是犯罪论机制之外的影响定罪量刑要素,但是不同于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理论,其没有直接影响犯罪的罪责构成。即在不影响刑事当罚性的前提下,立法者为行为人架设一座可以返回的“金桥”,不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刑罚目的的合理性角度消除其刑事要罚性,免除行为人的刑罚负担,体现了衡平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秩序的刑事政策目的和价值导向。通过梳理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可以发现个人之刑罚解除事由理论适用的痕迹,说明我国立法者在行为刑法的犯罪论前提下,肯定行为人主动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主观悔过态度和客观挽损行为的价值,但适用过程中常常被作为司法活动中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未将刑事刑事要罚性讨论纳入立法框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该理论的立法适用范围。回到双罚流动机制的构成,行政处罚之所以能够发挥解除刑罚的效力,根本原因还是行政处罚和刑罚具有同质性。行政处罚不包括主观责任要件,不需要对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进行判定,因此行政处罚可以作为独立的影响行为罪责内容的客观因素,对符合罪责原则的实行行为可以通过事后行政处罚的履行,作为消除实行行为的刑事要罚性的依据,因此免于刑事处罚,实现罚的流动。在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罪中,由于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对法益造成的侵害体现为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险,因此具备法律效果可以修复的空间,即通过对行为人的行政处罚,可以相应在限度范围内溯及性地消除行政犯罪行为的刑事要罚性,进而使得行为人得以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免于刑事追诉。第四章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之于行政犯解除刑罚的实践意义,通过对比研究行政处罚解除刑罚和行政犯出罪的不同法律效果,明确行政处罚作为解除刑罚事由仅是刑事可罚性欠缺下的刑罚解除,但不影响刑事违法性的成立,与行政犯出罪情形中的刑事违法性的不成立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双罚流动机制中刑罚向行政处罚的流动趋势不是实质出罪,而是附条件的免罚处置。在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进程中,行政处罚作为实行行为的事后措施,其中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补救意愿和客观挽回效果,同时承担解除刑罚事由的功能。行为人事后行为作为影响刑罚因素,表明行为人的参与度更高,能够鼓励行为人更加积极地履行行政处罚,从而获得解除刑罚的机会。因此,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进程很好地体现了刑罚的合目的性价值和特别预防功能,同时其没有破坏对实行行为进行评价的罪责原则,具有较高的司法经济性,可以相应扩大在行政犯中的立法适用。当前犯罪圈不断扩张趋势尽管体现了立法者“严而不厉”的立法思想,但是刑事立法的浮躁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犯罪圈的扩大尤其行政犯的不断增多并没有大幅增强民众对法秩序的信赖度和满足感,缓和深层社会矛盾,相反,过度刑罚化的负面作用正在不断放大。当前行政犯犯罪圈扩大主要表现为预防性刑法的滥用和刑罚适用的提前化,这些无疑与刑法谦抑性是相悖的,应当在一定的范围内予以修正。而行政处罚作为解除刑罚手段的立法模式,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犯扩容的压力和负面影响。刑事出罪路径有限,但是行政处罚作为解除刑罚事由可以灵活适用,应是应对犯罪圈扩大化趋势的应然之举。罗克辛教授曾经提出在刑罚和保安处分之外,是否能够考虑将“赔偿”（Wiedergutmachung）作为新的惩罚形式,发展作为“刑法的第三条道路”。本文设计的双罚流动机制正是上述思想的体现,以行政处罚作为解除刑罚事由,从本质上实现了刑罚目的,具有重新社会化功能,同时能够避免或减轻刑罚的负面效果。对于主观恶性及犯罪情节均不是十分严重的犯罪人来说,行政处罚为其提供重新社会化的机会,同时其能够更加珍惜因为主动行政处罚而免除刑罚的机会,避免对刑罚的震慑作用麻木无感。同时,刑法的辅助性原则为其提供了法律政策方面的合理性基础,由于罪责原则的支配,在将行政处罚作为“第三条道路”来减轻刑罚或代替刑罚时,行政处罚与未减轻的刑罚相比,能够使刑罚目的和被害人的需求得到同样的或者更好的实现和满足。第五章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双向流动机制的组成内容和流动机理也是本文立论的核心,讨论证成行政处罚→刑罚进程和刑罚→行政处罚进程的合理性和限度性。该双罚流动机制的理论前提在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即行政犯罪的刑事不法来源自行政不法,同时也有根据立法政策和社会价值观的迁移变动而将刑事不法转化为行政不法的需求。行政处罚和刑罚分别作为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的制裁方式,相应也就具备相互转换的前提和理论依据。应当注意的是,流动机制构建的范围应当限于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同时,在双罚的流动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在双罚流动机制中,相对于刑罚而言,行政处罚在罚的流动趋势中居于主动地位,作为推动罚的流动进程的积极因素,直接影响行政犯罪的刑罚成立与解除。刑罚在双罚流动机制中居于被动地位,原因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刑罚内容的消极性和刑罚的限度性规则。正是因为行政处罚在双罚流动机制中的主动地位,行政处罚的能动作用限度被视作罚的流动“奇点”,即在“奇点”位置,罚的流动趋势发生转折或者递进变化,表现为由行政处罚转化为适用刑罚,或者由刑罚转化为适用行政处罚。行政处罚能动作用限度在于其仅能对比例限度内的刑事要罚性进行解除,不得超出自身所能规制的不法内容范围。同时作为运行机制,双罚流动机制应当保持其机制的平衡性和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行政处罚作为解除刑罚事由的适用范围,并且随着行政犯罪名的扩容而逐渐扩大机制的适用范围。第六章双罚流动机制的功能与价值主要讨论构建行政处罚和刑罚流动机制的价值和意义。从法律依据来看,双罚流动机制是《刑法》第37条的总则性规定在部分行政犯罪中的适用。但相对于原规定关于“犯罪情节轻微”要件的语焉不详,该机制不但没有逾越或违背该规定的范围,相反能够充分考量主客观因素在刑罚适用中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原规定对适用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的客观条件忽略行为人的主观条件在刑罚适用中的影响的缺陷。双罚流动机制以行政处罚的介入作为考察行为人主观态度的依据,使得原本完全由法官决定是否“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事项有了明确的客观标准,确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得到有效监管,不致被任意滥用。双罚流动机制本质上属于刑罚适用制度,意在探讨不同条件下行政犯罪行为的处遇措施和法律效果,充分考量犯罪情节的客观条件和认罪悔罪的主观条件在犯罪人的处遇措施选择中发挥的作用。对于行政犯罪人而言,行政责任相较于刑事责任更容易达到预防犯罪的目标,同时可以避免监禁刑对偶犯初犯的行政犯罪人造成“监狱化”的不利影响。现有的行政犯的处遇措施种类单一,没有与其犯罪特征相对应的法律效果可供选择,不利于实现教化教育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本文倡导的双罚流动机制是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的刑罚适用指引,主张以行政处罚的方式作为刑罚解除事由,可以适度拓宽行政犯的非刑罚性处遇途径,不但有利于实现刑罚预防和教育功能,同时符合当代以刑罚替代措施和罚金刑作为刑罚主体的刑罚改革趋势。同时,双罚流动机制的引入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擅断。适用双罚流动机制,既可以进一步扩大立法适用,同时对于已有的立法案例也可以进行评价和修正,促进刑罚论的合理发展。第七章余论本文所倡导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流动机制仅是理想模型,目的在于通过行政处罚作为行政犯罪入罪和免刑的影响要素,实现行政犯罪的入罪与免刑的数量平衡,从立法上为缓解行政犯罪罪名增多和入罪门槛降低所带来的刑法正义性危机提供可行性方案,意图通过调整和规范刑罚适用机制促进刑法预防犯罪价值的发挥以及刑法防卫社会的基本目的的实现。但从现有的立法案例来看,行政处罚分别作为行政犯罪的刑罚构成要素和刑罚解除事由的罪名数量远未达到量的平衡,行政处罚作为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罪的刑罚解除事由的立法例数量极为有限,目前仅限于逃税罪的“初犯免责”条款。这与我国刑法随着社会转型出现的刑罚提前化和法益抽象化趋势所引发的普遍双罚流动机制本质上属于刑罚适用制度,意在探讨不同条件下行政犯罪行为的处遇措施和法律效果,充分考量犯罪情节的客观条件和认罪悔罪的主观条件在犯罪人的处遇措施选择中发挥的作用。对于行政犯罪人而言,行政责任相较于刑事责任更容易达到预防犯罪的目标,同时可以避免监禁刑对偶犯初犯的行政犯罪人造成“监狱化”的不利影响。现有的行政犯的处遇措施种类单一,没有与其犯罪特征相对应的法律效果可供选择,不利于实现教化教育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本文倡导的双罚流动机制是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的刑罚适用指引,主张以行政处罚的方式作为刑罚解除事由,可以适度拓宽行政犯的非刑罚性处遇途径,不但有利于实现刑罚预防和教育功能,同时符合当代以刑罚替代措施和罚金刑作为刑罚主体的刑罚改革趋势。同时,双罚流动机制的引入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擅断。适用双罚流动机制,既可以进一步扩大立法适用,同时对于已有的立法案例也可以进行评价和修正,促进刑罚论的合理发展。余论本文所倡导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流动机制仅是理想模型,目的在于通过行政处罚作为行政犯罪入罪和免刑的影响要素,实现行政犯罪的入罪与免刑的数量平衡,从立法上为缓解行政犯罪罪名增多和入罪门槛降低所带来的刑法正义性危机提供可行性方案,意图通过调整和规范刑罚适用机制促进刑法预防犯罪价值的发挥以及刑法防卫社会的基本目的的实现。但从现有的立法案例来看,行政处罚分别作为行政犯罪的刑罚构成要素和刑罚解除事由的罪名数量远未达到量的平衡,行政处罚作为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罪的刑罚解除事由的立法例数量极为有限,目前仅限于逃税罪的“初犯免责”条款。这与我国刑法随着社会转型出现的刑罚提前化和法益抽象化趋势所引发的普遍焦虑感产生严重背离,因此有必要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继续扩大双罚流动机制的适用范围,在责任主义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的支配下明确行政犯的刑罚正当化理由,对于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人采用行政处罚作为替代措施,确保被处罚的行为人罪刑相称,罚当其罪。
李静茹[5]（2020）在《目的论指导下的犯罪心理学文本的翻译 ——《司法·犯罪心理学》（节译）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翻译实践报告是一篇关于犯罪心理学的翻译实践报告。翻译文本为冈本吉生编纂的《司法·犯罪心理学》第一、二章节,主要介绍了犯罪心理学的历史以及警方视角下如何科学侦查、预防犯罪及不良行为的心理学。本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翻译文本以及翻译过程;第二部分介绍了目的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目的论三原则;第三部分基于目的论进行犯罪心理学文本的试译工作,翻译过程中依据不同的原则对具体实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最终确定最合适的翻译方法;第四部分总结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之后此类文本的日汉翻译提供参考与借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不稳定因素也开始产生,但我国在犯罪心理学上的研究比起外国还有不少欠缺。让我国犯罪心理学研究融合于国际潮流并且获得国际认可,这是当前我国犯罪心理学研究学者面临的一项难题。本文以目的论为实践依据,并作为整个翻译实践报告的理论基础。目的是借鉴目的论来翻译犯罪心理学文本,对翻译本文本中的遇到的难点进行研究,分析句子,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笔者期待此翻译报告能够给今后的学者提供最新的犯罪心理学理论及研究方法。
王文卿[6]（2020）在《论守法的理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守法的理由是守法理论研究的基础,是法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且复杂的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全民守法,将法律是否得到普遍遵守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实现全民守法的目标,必然要先厘清人们为何守法。以辨析守法的涵义开始,在界定了守法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基础上,着重对暴力威慑论、利益衡量论、道德理论、合法性理论这四个主流的守法理论进行分析。虽四个理论均有其优点,但又因研究视角的单一性,对人们守法决策中各激励因素和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影响缺乏整体把握,不能全面的解释人们遵守法律的原因。守法是多因素耦合的动态结果,从整体性、过程性的视角出发,在原有守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守法理论。
丁乐[7]（2019）在《少年保安处分研究》文中认为当下少年犯罪问题不仅是刑法学也是犯罪学研究以及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单纯依靠刑罚并不能有效治理少年犯罪。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刑罚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更促使各国各地区寻找更为行之有效的治理少年犯罪的方法。正因如此,保安处分以行为人为中心,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为量刑标准,其灵活性和个性化的处遇方式,兼顾了犯罪矫治和社会防卫,受到了立法者的青睐,各国各地区立法相继将保安处分制度纳入到少年犯罪治理领域,这是由报应刑向教育刑转化的结果。对于少年犯罪应当区别对待,法官对个案个别化处遇,重罪者以刑罚进行规制或是同时判处刑罚和保安处分,轻罪者以保安处分以矫治。甚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少年案件,可以作非刑事化的保安处分处理,在社区中改过自新。本文正是循着这个角度来探讨少年犯罪矫治之路径。除导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就整体架构而言,导论从案例引出问题,并提出以保安处分解决少年犯罪的思路。第一章,是少年保安处分的理论溯源。第二章,是我国少年保安处分制度的实证分析,对我国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经济、社会、法制较发达地区的少年犯罪和类保安处分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并采取了问卷调查方式进行了深度分析。第三至五章是从立法构建、机构设置、执行规范等三个方面,以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程序、少年司法制度、类保安处分措施为基础,论证了应如何发展推行少年保安处分制度。具体来讲,导论部分从四个案例,引出我国少年犯罪在处遇方面存在的刑罚缺位及矫治不能的问题。提出应当让保安处分与刑罚双管齐下,以达到既惩治犯罪,又能让问题少年改过向善,回归社会。由此引发对我国是否能够借鉴其他司法地区经验,在少年司法领域发展保安处分制度的思考。第一章,概括了少年保安处分的概念和定义,界定了少年保安处分的内涵和外延。首先阐述了保安处分的定义、性质,以及与相对概念——刑罚的性质辨析。再由此延伸出少年保安处分的概念,明确其本质特征就是非刑事化处理和非刑罚化处理。少年保安处分的理论探讨部分,以犯罪学的角度,从生理遗传学派、心理分析学派和社会分析学派,剖析少年犯罪的原因。从而得出保安处分在我国少年犯罪处遇中确有必要的结论。最后从社会学、法哲学、刑法学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少年保安处分产生的基础和渊源。第二章,对我国少年犯罪及现有类保安处分措施进行实证研究。以数据为基础,介绍了我国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发达地区少年犯罪的现状、特点,以及保安处分的具体做法。从而揭示我国（大陆地区）保安处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少年处遇只是零星的几个保安处分措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安处分制度还有较大的差距,只能算是类保安处分制度。具体而言,我国的保安处分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仅有的几个保安处分措施也因为不够系统和专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相关制度予以配合,导致一般大众对保安处分产生严重误解,认为保安处分就是对犯罪分子的保护,就等于放纵犯罪。此外,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把握人民群众和少年法官、检察官、社工、少管所狱警等专业人士对少年保安处分的看法。综合我国少年犯罪现状和司法制度,并从我国社会经济法制发展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在我国确有建立少年保安处分的基础,亦有坚持“双向保护的原则”的必要,只有发展规范化、制度化的少年保安处分,方能平衡少年福利和社会防卫。第三章,少年保安处分的立法构建方面,一是要在刑法、刑事诉讼法选择上转化理念。二是在确定少年保安处分的适用范围,少年保安处分适用的年龄应当超出刑事责任年龄范围;少年保安处分不适用犯重罪的少年,只适用于犯轻微罪行的少年;同时在我国应当探索少年虞犯适用保安处分处遇。三是在程序设计上,在现有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转向程序,让符合条件的罪错少年得到非刑法化处遇;在现有刑事和解的基础上发挥恢复性司法的功能,让符合条件的少年犯与被害人、社区达成和解,从而得到非刑罚化的保安处分处理;启动“逆送”程序,让少年案件的处遇司法化。第四章,少年保安处分的机构设置方面,在我国现有机构的基础上,应启动少年法庭/院、少年观护机构、少年警察的建设。我国虽有独立的少年法庭,但因受案数量少,又任意扩大受案范围,导致不适当地强化了其社会综合治理等行政功能,却弱化了矫治、处遇少年犯的司法审判功能。现应围绕少年法庭建立的初衷,合理增加受案范围,运用少年保安处分,革新少年审判方式和内容。将少年法官社会化的功能剥离出;此外应单独设立少年观护机构和专业观护人;同时,整合社会资源完善配套设施,保障少年审判和社会资源的衔接。第五章,少年保安处分的执行方面,包括以社区为本的非机构性执行方式,也包括感化院等机构性执行方式。其中,以社区为本的非机构性执行方式,可以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基础上,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完善。此外,通过分析Y省未成年人犯管教所监管矫治少年犯的情况,论证可以借鉴工读学校的教育矫治理念以及与未管所的设施、警力相结合,普遍设置感化院。最后介绍了少年保安处分的措施,以供法官根据少年犯罪事实、情节,犯罪原因、认罪态度、悔罪诚意和矫治可能性作出个别化的选择适用。
郑新[8]（2018）在《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属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研究内容。研究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是“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事实上,自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以来,其许多内容之规定与《刑法》存在交叉或重合,部分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实践中缺乏明确的处理标准,致使“以罚代刑”或“以刑代罚”的情形屡见不鲜。不仅如此,由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性质差异,许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的规定虽然相同或相似,但所适用制裁措施的严厉性截然不同,导致法律应有的公平与公正遭到破坏,并严重影响了执法与司法的公信力。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文章全部的研究脉络得以展开:第一章以绪论的形式详细阐述了上述研究目的,以及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文章以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问题研究的发展进程为主线,对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对写作所涉及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作介绍。第二章为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概述内容。主要包括对二者衔接的内涵进行阐述、衔接的范围进行界定,以及衔接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并指出衔接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既定性又定量的犯罪立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二元制裁体系共同作用所致。在第三章中,文章分别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平衡、罪刑轻缓化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违法与犯罪区别理论等维度,考察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是对既有的中外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关系模式作梳理,比较和分析不同关系模式的优劣特征,为下文我国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体系的调整和完善作理论铺垫。在第五章中,文章从实体层面对诟病已久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竞合问题,以及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处罚种类、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基本原则、单位违反治安管理与单位犯罪等衔接问题进行详细的剖析。第六章是从程序层面提出当前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存在的衔接问题,具体是指程序衔接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详细、证据的转化和衔接不够规范、检察机关在程序的衔接方面缺乏监督力度。在第七章中,文章对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完善进路提出了具体构想。首先,通过对中外既有模式的对比分析,分别指出“行刑分立模式”及“刑法统一模式”对我国制裁体系调整和完善的启示及借鉴意义。其次,确立制裁体系调整的整体框架和改造方向,即在明确坚持二元制裁体系的基础上对其实施改造。最后,制裁体系调整和改造的内容主要包括对违反治安管理与犯罪竞合行为进行新的划分、调整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各自的处罚种类并使之协调和形成良好衔接、明确治安处罚法定原则使之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形成衔接、补充和扩大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使之与单位犯罪形成良好衔接,并对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程序衔接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构想。通过上述内容的研究,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和刑罚制度的发展,以及二者的衔接问题探寻有效的完善进路,同时,也为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整体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启发。
宫志刚,李小波[9]（2016）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理论到实践》文中认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治理违法犯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系统性工程,具有社会性、系统性、控制性和实体性。立体化防控不是防控立体化,它强调多维度和多层次防控。从抽象意义上,多维防控主要表现在时间、空间、心理和社会交往维度,多层次防控主要表现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国家和地方、城市和乡村层面;从具象意义上,立体化防控主要体现在防控主体和防控对象的多元化,防控功能和防控措施的综合性,防控模式的分层性,以及防控的全过程性和适度性等方面。从立体化维稳出发,完善的治安防控体系结构应当是"一个库"、"八张网"和"四机制"。从地方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践看,其主要模式可以分为布网式、机制式、"金钟罩"式、体系式和综合式。这些模式皆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将防控网建设作为重点,二是加强巡逻防控体制建设,三是重视现代科技运用,四是重视虚拟社会防控,五是注重社会力量动员。但在实践中,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治安防控体系定位不准,投入不足,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等机制建设不完善。对此,应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提高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给予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更高的定位,加大投入,将近期规划和长远规划相结合。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具体运行中,应加快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完善应急响应和联动机制。
吴诗伟[10]（2016）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低收入群体指的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的低收入人口,缺少担保物或担保产权不明晰、收入不稳定、与金融机构网点有地理隔阂等因素抑制了该群体的贷款需求。传统金融机构无法对该群体形成有效渗透,而农户联保贷款模式通过连带责任等设计解决了担保物的问题,成为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在正规金融机构中的主要贷款渠道。互联网金融创新成为了解决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难问题的新思路。其中P2P网络贷款有望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有效的贷款渠道,本文对P2P贷款与联保贷款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两种模式的获取渠道的对比,本文认为联保贷款的获取是地域内基于社会关系的双向选择,取决于当地金融机构的网点数量以及借款人的社会关系与声誉；而P2P网络贷款是全网络基于数据共享的货币交易,贷款的获取取决于网络平台的交易量以及借款者的网络声誉。进一步的,通过对联保贷款中银行制裁、连带责任以及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了社会制裁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以“网络信誉资产”、社会制裁为基础的P2P网络贷款的还款约束体系。本文以还款机制为模型基础,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角度讨论了贷款收益与借贷选择。结论指出,完善联保贷款中的社会制裁机制能增加参与者的预期收益；与农户联保贷款相比,P2P网络贷款可能带来更高的借款收益；而不同风险偏好的贷款者会在两种模式间进行差异化的选择。
二、社会制裁与犯罪预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制裁与犯罪预防（论文提纲范文）
（1）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转型与企业合规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单位犯罪的产生：一个功利主义的刑事政策选择 |
| 二、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的现代转型：严格规制主义消退和宽缓主义的兴起 |
| （一）单位犯罪严格主义刑事政策立场 |
| 1. 单位的犯罪圈不断扩张 |
| 2. 单位犯罪的刑罚处罚力度提升 |
| （二）宽缓主义的立场及其表现 |
| 1. 单位涉罪范围的司法限缩 |
| 2. 单位犯罪刑罚适用的轻缓化 |
| 三、单位犯罪严格主义和宽缓主义刑事政策立场的检讨 |
| （一）严格主义的立场弊端和反思 |
| 1. 严格主义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
| 2. 对单位犯罪适用的制裁手段有限 |
| 3. 严格主义体现了刑罚万能主义，其实际的预防作用有限 |
| （二）宽缓主义的疑虑 |
| 1. 宽缓主义的政策与刑事法治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 |
| 2. 导致单位犯罪黑数居高不下 |
| 3. 司法机关掌握的政策不统一，法律失去了稳定的预期 |
| （三）宽严相济才是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
| 四、企业合规改革与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 |
| （一）刑事合规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
| （二）充分发挥企业合规改革的刑法激励功能 |
| 1. 将企业的事前合规作为阻却犯罪的事由或者从宽处罚的事由 |
| 2. 将企业的事后合规作为免除处罚或者不起诉的事由 |
| 3. 发展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涉罪成员特别从宽的政策 |
| （三）严以济宽，合规改革不能放纵单位犯罪 |
| 1. 刑法的评价不能模糊 |
| 2. 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应该加以剥夺 |
| 3. 对涉罪的企业成员，应体现严的一面，防止企业成员搭单位从宽处理的便车 |
| 结语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刑法谦抑理论研究 ——以法哲学为思考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刑法谦抑之法理解读 |
| 第一节 刑法谦抑之语义辨析 |
| 一、刑法谦抑的内涵 |
| 二、刑法谦抑的外延 |
| 第二节 刑法谦抑的核心价值追求 |
| 一、价值和法律价值 |
| (一)一般价值 |
| (二)法律价值 |
| 二、核心法律价值:正义、自由和效益 |
| (一)价值追求之一:正义 |
| (二)价值追求之二:自由 |
| (三)价值追求之三:效益 |
| 第三节 刑法谦抑的功能 |
| 一、导向功能 |
| (一)刑法的调整范围逐渐紧缩 |
| (二)刑罚方式走向文明与缓和 |
| 二、制约功能 |
| (一)禁止类推解释 |
| (二)反对模糊立法 |
| 三、评价功能 |
| 第二章 刑法谦抑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自然法学派奠定刑法谦抑的萌芽 |
| 一、霍布斯:对可宥恕的情形不能定罪 |
| (一)人性论与契约精神 |
| (二)严格限制国家刑罚权 |
| (三)可宥恕的情形不能定罪 |
| 二、孟德斯鸠:刑法是公民自由的根本保障 |
| (一)刑法保障公民自由 |
| (二)刑法不规制思想 |
| 三、贝卡利亚:刑罚应当具备必要的限度 |
| (一)刑罚的正当性溯源 |
| (二)刑罚人道主义 |
| (三)呼吁废除死刑 |
| 第二节 分析法学派促进刑法谦抑的成型 |
| 一、边沁:功利主义与刑罚的量度 |
| (一)刑罚论的哲学基础 |
| (二)刑罚的量度及原则 |
| 二、韦伯:刑法的紧缩是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必然结果 |
| (一)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必然性 |
| (二)刑法紧缩源于法律秩序的有限性 |
| 三、平野龙一:紧缩刑法机能的再思考 |
| (一)应注重个体需求 |
| (二)无涉思想和道德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法学推动刑法谦抑的发展 |
| 一、自由主义兴起与“非犯罪化” |
| (一)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 (二)“非犯罪化”紧缩“犯罪圈” |
| 二、刑罚权正当性思辨与“非刑罚化” |
| (一)刑罚权正当性思辩 |
| (二)“非刑罚化”紧缩刑罚体系 |
| 第四节 刑法谦抑的演变规律和根本原因 |
| 一、规律之一:以保障和发展人权为宗旨 |
| (一)限制刑法扩张 |
| (二)改革刑罚体系 |
| (三)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 |
| 二、规律之二:以实现社会法治为目标 |
| (一)刑法谦抑与形式法治 |
| (二)刑法谦抑与实质法治 |
| 三、规律之三:以限制国家刑罚权为根本途径 |
| 四、主要原因:国际人权运动对刑法谦抑的重新诠释 |
| (一)摆脱了哲学的束缚 |
| (二)提供良好的宪治环境 |
| (三)营造限制和废除死刑的社会环境 |
| 第三章 刑法谦抑在中国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慎刑”观——传统基础 |
| 一、“慎刑”观的法理解读 |
| (一)刑主礼辅 |
| (二)德主刑辅 |
| 二、“慎刑”观为刑法谦抑提供本土立足条件 |
| (一)思想基础 |
| (二)理论基础 |
| (三)“慎刑”观与刑法谦抑的本质区别 |
| 第二节 依法治国——政治基础 |
| 一、依法治国理念的法理解读 |
| (一)预示着“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
| (二)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契合 |
| (三)主张法治不能过度依赖刑法 |
| 二、依法治国理念为刑法谦抑搭建政治平台 |
| 第三节 宽严相济——政策基础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理解读 |
|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刑法谦抑搭建政策平台 |
| (一)正当性根据 |
| (二)搭建实践平台 |
| 第四章 刑法谦抑视角下中国刑法理念的审视 |
| 第一节 人权保障理念 |
| 一、人权保障的法理解读 |
| 二、审视中国刑法人权保障理念 |
| (一)保障犯罪人人权观念的确立 |
| (二)中国刑事立法人权保障理念 |
| 第二节 形式理性理念 |
| 一、形式理性的法理解读 |
| (一)形式理性提升法律思维 |
| (二)形式理性演进历程 |
| 二、审视中国刑法形式理性理念 |
| (一)犯罪概念的形式理性辨析 |
| (二)犯罪构成符合性的形式理性判断 |
| 第三节 轻刑化理念 |
| 一、轻刑化的法理解读 |
| (一)轻刑化概念辨析 |
| (二)轻刑化理念的合理根据 |
| 二、审视中国刑法轻刑化理念 |
| (一)刑罚幅度和类型配置有待改善 |
| (二)死刑观念有待改善 |
| (三)紧缩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力度 |
| 第五章 我国实现刑法谦抑的挑战和路径 |
| 第一节 刑法谦抑实现的判断依据 |
| 一、犯罪划定的效益性、有效性和人道性 |
| 二、刑罚配置的正当性和宽容性 |
| 第二节 刑法谦抑在当下中国实现的障碍 |
| 一、刑法思维工具化 |
| 二、犯罪划定扩张化 |
| 三、刑罚配置严苛化 |
| 第三节 刑法谦抑实现的中国路径 |
| 一、“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本土审视 |
| (一)审视中国的“非犯罪化” |
| (二)审视中国的“非刑罚化” |
| 二、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
| 三、市民刑法对我国实现刑法谦抑的意义 |
| (一)奠定宪治基础 |
| (二)奠定思想基础 |
| (三)奠定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行政犯的行政处罚与刑罚流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出 |
| 二、研究现状和具体问题意识 |
| 三、研究内容及意义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我国行政犯分类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行政犯立法及发展 |
| 一、我国刑法语境下的行政犯 |
| 二、我国的行政犯立法源流 |
| 第一节 行政犯的分类理论发展 |
| 一、现有的行政犯分类理论 |
| 二、本文拟采的行政犯分类方式 |
| 第二章 行政处罚作为刑罚成立条件的进程和法理依据 |
| 第一节 行政处罚作为行政犯刑罚的成立要素 |
| 一、行政犯的刑事违法性认定 |
| 二、行政处罚在刑事违法性认定中的地位 |
| 三、行政处罚在刑事违法性认定中的适用 |
| 四、行政处罚与刑罚存在包容关系 |
| 第二节 行政处罚作为行政犯刑罚的补充要素 |
| 一、行政处罚与刑罚并科的合理性依据 |
| 二、行政处罚与刑罚存在并列关系 |
| 第三节 行政处罚作为刑罚成立条件进程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
| 一、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
| 二、包容关系未突破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
| 三、并列关系未突破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
| 四、罪刑均衡原则作为判断重复评价的基准 |
| 第三章 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的进程和法理依据 |
| 第一节 我国刑法第201条第4款之讨论 |
| 一、“初犯免责”与“以罚代刑”之辨析 |
| 二、行政处罚的履行作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事由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个人之刑罚解除理论的适用性 |
| 一、刑罚的解除事由与刑罚的阻却事由之辩证 |
| 二、刑罚的解除事由与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之辩证 |
| 三、个人之刑罚的解除事由理论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的适用 |
| 四、“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与“不构成犯罪”的本质差异 |
| 五、“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与“免除刑事处罚”的法律效果同一性 |
| 第三节 运用个人之刑罚解除事由理论的必要性 |
| 一、个人之刑罚解除事由理论的应用价值 |
| 二、个人之刑罚解除事由理论的机制性地位 |
| 三、个人之刑罚解除事由理论应用的前景展望 |
| 第四章 行政处罚作为行政犯的刑罚解除事由的实践意义 |
| 第一节 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与行政犯出罪的本质差异 |
| 一、行政犯出罪进程的实现与法律效果 |
| 二、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的法律效果 |
| 三、两者法律后果的经济性对比 |
| 第二节 行政犯的出罪路径考证 |
| 一、行政许可作为行政犯的出罪路径 |
| 二、行政命令作为行政犯的出罪路径 |
| 三、行政处罚不能作为行政犯的出罪路径 |
| 第三节 行政处罚作为解除刑罚立法模式的扩大适用 |
| 一、行政犯犯罪圈扩大带来的争议 |
| 二、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的立法模式成为应然之举 |
| 第五章 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双向流动机制的组成内容和流动机理 |
| 第一节 双罚流动机制的逻辑构成 |
| 一、行政处罚的能动适用性和刑罚的被动适用性 |
| 二、行政处罚能动作用的限制和规范 |
| 三、行政处罚和刑罚流动机制的前提、范围与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双罚流动机制中罚的流动“奇点”和界分 |
| 一、罚的流动“奇点”的确认和作用 |
| 二、行政处罚和刑罚的流动方式 |
| 第六章 双罚流动机制的功能与价值 |
| 第一节 双罚流动机制之于我国实体《刑法》的意义 |
| 一、双罚流动机制与《刑法》第37条规定的关系 |
| 二、双罚流动机制彰显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
| 三、双罚流动机制的引入可以避免司法擅断 |
| 第二节 双罚流动机制之于我国刑罚适用制度的意义 |
| 一、现行刑罚机制和刑罚适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二、双罚流动机制在限度内解决刑罚适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 后记 |
（5）目的论指导下的犯罪心理学文本的翻译 ——《司法·犯罪心理学》（节译）的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要旨 |
| 摘要 |
| はじめに |
| 第1章 翻訳テキストと翻訳プロセスの绍介 |
| 1.1 翻訳テキストについての绍介 |
| 1.2 翻訳プロセス |
| 1.2.1 翻訳前の准备 |
| 1.2.2 翻訳中のプロセス |
| 1.2.3 翻訳後の校正 |
| 第2章 スコポス理论について |
| 2.1 スコポス理论の形成と発展 |
| 2.2 スコポス理论の三つの原则 |
| 2.2.1 目的原则 |
| 2.2.2 结束原则 |
| 2.2.3 忠実原则 |
| 第3章 スコポス理论による翻訳実例の分析 |
| 3.1 目的原则に基づいた翻訳実例 |
| 3.2 结束原则に基づいた翻訳実例 |
| 3.3 忠実原则に基づいた翻訳実例 |
| おわりに |
| 参考文献 |
| 付録 |
| 附录1 原文和译文 |
| 附录2 术语表 |
| 附录3 导师核准意见书 |
| 附录4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论守法的理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对守法理由的研究 |
| (二)国内对守法理由的研究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比较分析方法 |
|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守法的涵义及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守法的涵义 |
| 一、守法的概念 |
| 二、守法的意义 |
| 第二节 守法的构成要素 |
| 一、守法主体 |
| 二、守法客体 |
| 三、守法内容 |
| 第二章 关于守法理由的多重理论 |
| 第一节 威慑理论 |
| 一、威慑的定义 |
| 二、威慑的理论渊源 |
| 三、影响威慑的因素 |
| 四、威慑的作用 |
| 第二节 利益理论 |
| 一、守法主体的经济人假设 |
| 二、守法行为的成本收益 |
| 第三节 道德理论 |
| 一、守法是道德的要求 |
| 二、公平对待的道德原则 |
| 三、履行承诺的道德义务 |
| 第四节 合法性理论 |
| 一、合法性概念 |
| 二、法律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 |
| 第三章 守法理由理论评析与完善 |
| 第一节 威慑理论的优劣 |
| 第二节 利益理论的优劣 |
| 第三节 道德理论的优劣 |
| 第四节 合法性理论的优劣 |
| 第五节 守法理由理论完善 |
| 一、外部与内部的整体性 |
| 二、由被动守法到主动守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少年保安处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第一章 少年保安处分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少年保安处分的基本要义 |
| 一、保安处分的定义 |
| 二、少年的界定 |
| 三、少年保安处分的含义 |
| 第二节 少年保安处分的沿革 |
| 一、两大法系少年保安处分的发展 |
| 二、少年保安处分的世界性发展趋势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少年保安处分的理论基础 |
| 一、少年保安处分的法哲学基础 |
| 二、少年保安处分的犯罪学基础 |
| 三、少年保安处分的刑法学基础 第二章 发展少年保安处分的本土资源 |
| 第一节 中国（大陆地区）少年犯罪及保安处分实施状况 |
| 一、中国（大陆地区）少年犯罪及类保安处分概览 |
| 二、广东地区少年犯罪及类少年保安处分制度分析 |
| 三、上海地区少年犯罪及类保安处分制度分析 |
| 四、北京地区少年犯罪及类保安处分制度分析 |
| 五、中国（大陆地区）类少年保安处分的问题评析 |
| 第二节 发展少年保安处分的社会调查 |
| 一、原则上同意少年保安处分的发展方向 |
| 二、关于少年保安处分具体实际操作的意见 |
| 三、被访者关于少年保安处分的综合意见 |
| 第三节 中国建立少年保安处分制度的可行性 |
| 一、我国的少年犯罪的现状 |
| 二、我国少年犯罪的突出案例 |
| 三、我国少年保安处分的司法实践基础 第三章 我国构建少年保安处分的基本路径 |
| 第一节 理念转化 |
| 一、少年保安处分立法的取向 |
| 二、少年刑法理念的更新 |
| 三、少年刑事诉讼理念的转变 |
| 第二节 范围规划 |
| 一、少年保安处分适用年龄的范围 |
| 二、少年保安处分适用罪责的范围 |
| 三、探索少年虞犯适用保安处分的可能 |
| 第三节 程序设计 |
| 一、转向程序 |
| 二、逆送制度 |
| 三、刑事和解 第四章 我国少年保安处分的机构设置 |
| 第一节 建立独立的少年法院/庭 |
| 一、少年法院的历史沿革及各国各地区规定 |
| 二、设置少年法院/庭的原因 |
| 三、我国少年法院/庭设置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
| 第二节 设置观护机构和观护人 |
| 一、观护制度的概述 |
| 二、我国设置观护机构、观护人的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设置少年警察 |
| 一、设置少年警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 二、少年警察的职能 |
| 第四节 保安处分的配套设置 |
| 一、少年保安处分社会资源整合的范围 |
| 二、少年保安处分社会资源整合的困境 |
| 三、少年保安处分社会资源整合的出路——矫治机构民营化 第五章 我国少年保安处分的执行 |
| 第一节 少年保安处分的非机构性处遇——社区矫正 |
|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
| 二、世界各国各地区社区矫正的趋势和发展 |
| 三、我国少年社区矫正的做法——以广州市为例 |
| 四、我国少年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少年保安处分的机构性处遇——少年感化院 |
| 一、世界各国各地区感化院的兴起和发展 |
| 二、我国对少年犯机构性处遇的现状——以Y省未成年犯罪管教所为例 |
| 三、我国设置感化院的构想 |
| 第三节 少年保安处分的种类设置 |
| 一、域外司法地区的具体措施 |
| 二、我国应当设置的少年保安处分措施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
（8）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与研究目的 |
| 1.1.2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3 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2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概述 |
| 2.1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内涵 |
| 2.2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范围界定 |
| 2.3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问题的形成 |
| 2.3.1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关系的历史追溯 |
| 2.3.2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问题形成的原因 |
| 3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理论基础 |
| 3.1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 |
| 3.1.1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特征比较 |
| 3.1.2 衔接视野下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约与配合 |
| 3.2 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平衡 |
| 3.2.1 行政法中的公平与效率 |
| 3.2.2 刑法中的公平与效率 |
| 3.2.3 衔接视野下的价值平衡 |
| 3.3 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别理论 |
| 3.3.1 区别理论的类型及其优点和缺点评述 |
| 3.3.2 “质量的区别说”之于我国实践的正确理解及运用 |
| 3.4 罪刑轻缓化的理论与实践 |
| 3.4.1 犯罪分层与刑罚轻缓化对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意义 |
| 3.4.2 我国刑事政策的演变对衔接问题产生的影响 |
| 3.4.3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支撑 |
| 4 中外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关系的既有模式 |
| 4.1 刑法统一模式 |
| 4.1.1 刑法一体模式 |
| 4.1.2 特别刑法模式 |
| 4.2 行刑分立模式 |
| 4.2.1 行政机关处罚模式 |
| 4.2.2 司法机关处罚模式 |
| 5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实体层面的衔接问题 |
| 5.1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竞合 |
| 5.1.1 相同或相似规定的概念厘清 |
| 5.1.2 竞合的梳理与分类 |
| 5.1.3 竞合消解的“改革”与“变革”路径 |
| 5.2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种类的衔接问题 |
| 5.2.1 罚款与罚金 |
| 5.2.2 行政拘留与刑事拘役 |
| 5.2.3 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资格罚与刑罚中的资格刑 |
| 5.3 基本原则的衔接问题 |
| 5.4 单位违反治安管理与单位犯罪的衔接问题 |
| 6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程序层面的衔接问题 |
| 6.1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程序衔接问题概述 |
| 6.2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程序衔接的问题现状 |
| 6.2.1 程序的衔接缺乏专门及详细的法律规定 |
| 6.2.2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证据的衔接缺乏严格的规范性 |
| 6.2.3 程序的衔接缺乏有力的检察监督 |
| 7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衔接的完善 |
| 7.1 既有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
| 7.1.1 “刑法统一模式”对我国制裁体系改革的启示 |
| 7.1.2 “行刑分立模式”对我国制裁体系完善的借鉴意义 |
| 7.2 二元制裁体系的选择及理由 |
| 7.2.1 理由之一：与我国法制体系框架的整体设计更为契合 |
| 7.2.2 理由之二：更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
| 7.2.3 小结：二元制裁体系的坚持 |
| 7.3 二元制裁体系的改造 |
| 7.3.1 违反治安管理与犯罪竞合行为的新划分 |
| 7.3.2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种类的衔接完善 |
| 7.3.3 基本原则的衔接完善 |
| 7.3.4 单位违反治安管理与单位犯罪的衔接完善 |
| 7.3.5 完善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程序衔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违反治安管理与犯罪竞合行为的新划分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9）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理论到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现实逻辑与历史演进 |
| (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现实逻辑 |
| (二)治安防控体系的历史演进 |
| 二、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内涵揭示 |
| (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定义与定位 |
| (二)如何理解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
| 三、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结构 |
| 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现状 |
| (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主要模式 |
| (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主要特征 |
| 五、立化化社会治防控体系建设的不足与改进 |
| (一)存在的不足 |
| (二)改进的方向 |
（10）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低收入群体资金需求的研究 |
| 1.3.2 关于联保贷款的研究 |
| 1.3.3 关于P2P网络贷款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2章 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现状与互联网金融发展 |
| 2.1 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定义与特征 |
| 2.1.1 农村低收入群体定义 |
| 2.1.2 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特征 |
| 2.1.3 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难原因 |
| 2.2 传统金融机构业务下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途径 |
| 2.2.1 股份制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
| 2.2.2 大型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
| 2.2.3 农村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 |
| 2.2.4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与农户联保贷款 |
| 2.3 互联网金融的界定、发展与特征 |
| 2.3.1 界定 |
| 2.3.2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 |
| 2.3.3 特征 |
| 2.4 互联网金融贷款模式 |
| 2.4.1 P2P网络贷款 |
| 2.4.2 众筹类融资 |
| 2.4.3 基于大数据征信的电商贷款 |
| 2.5 互联网金融与金融风险 |
| 2.5.1 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风险 |
| 2.5.2 互联网金融与区域金融风险 |
| 第3章 传统金融机构下的贷款选择——联保贷款 |
| 3.1 农户联保贷款模式 |
| 3.2 联保贷款可得性：地域内基于社会关系的双向选择 |
| 3.3 联保贷款的还款约束：银行制裁与社会制裁的协同作用 |
| 3.3.1 银行制裁机制 |
| 3.3.2 社会资本与社会制裁 |
| 3.3.3 社会制裁约束机制 |
| 第4章 互联网金融下的贷款选择——P2P网络贷款 |
| 4.1 农村低收入群体与P2P网络贷款 |
| 4.2 P2P网络贷款模式 |
| 4.3 P2P网络贷款可得性：全网络基于数据共享的货币交易 |
| 4.4 P2P贷款的还款约束机制：虚拟资本与信息扩散的协同效应 |
| 4.4.1 虚拟资本“网络信誉资产” |
| 4.4.2 信息扩散与社会制裁机制 |
| 第5章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模型、结论与典型案例 |
| 5.1 模型建立 |
| 5.1.1 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用途分析 |
| 5.1.2 模型假设 |
| 5.1.3 农户联保贷款模型 |
| 5.1.4 P2P网络贷款模型 |
| 5.2 模型分析 |
| 5.2.1 模型收益 |
| 5.2.2 模型结论 |
| 5.3 典型案例 |
| 5.3.1 Kiva借贷平台 |
| 5.3.2 宜信-宜农贷平台 |
| 第6章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选择政策建议 |
| 6.1 改革传统金融体制,平衡区域金融资源 |
| 6.2 完善通信设施建设,提高信息发展水平 |
| 6.3 鼓励网络金融创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社会制裁与犯罪预防（论文参考文献）
- [1]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转型与企业合规改革[J]. 孙国祥.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21(06)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刑法谦抑理论研究 ——以法哲学为思考路径[D]. 李磊明. 吉林大学, 2020(08)
- [4]行政犯的行政处罚与刑罚流动机制研究[D]. 夏陈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目的论指导下的犯罪心理学文本的翻译 ——《司法·犯罪心理学》（节译）的翻译实践报告[D]. 李静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 [6]论守法的理由[D]. 王文卿.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7]少年保安处分研究[D]. 丁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研究[D]. 郑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8(04)
- [9]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理论到实践[J]. 宫志刚,李小波.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6(03)
- [10]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农村低收入群体贷款选择研究[D]. 吴诗伟. 湖南大学, 2016(03)